为何社会对于高明参军的事件喜欢用“惯性思维”解读？高明参军到底挑动了社会的哪根“神经”，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一言以蔽之，高明大胆地颠覆了传统的工具理性，并试图用自己的理念——“男儿意气，无关富贵”——去实践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而服务。在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下，工具理性向纵深程度发展，俨然成为社会的“主导”。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似乎不难理解对于高明参军质疑为何如此之多。其实，社会上被这种“惯性思维”解读的并非高明一人，“携妹求学”的洪战辉、“中国最美的女记者”曹爱文等，他们的事迹一经报道，引发的大都是社会的质疑之声，人们似乎都在思忖他们：这次“炒作”背后又有何猫儿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按理说，作为一种义务，高明参军是一种正常且正当的举动，并没有什么所谓“利益预谋”。但是，就是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愿从“正当角度”看待并认识问题。其实，高明无非是颠覆工具理性，践行价值理性的又一人。报道中说，针对大家的质疑，高明的回答是，“当兵就是尽义务，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以其效率功能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工具理性成为对人进行全面控制、操纵和统治的深层基础，人们惯性地从“经济人”的角度思考认识问题。

    高明的行动和言语在他自己看来很普通，由此引发的“高明现象”也“没想到”，但客观上他又一次充当了冲击“工具理性”的颠覆者，他向世人展示：“男儿意气，无关富贵”。

    “高明现象”折射出价值理性的尴尬窘境。一方面价值理性作为抵御工具理性肆虐的盾牌，是倡导公民责任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它也在一次次的类似事件中饱受“非议”，处于弱势。但无论如何，在“观点自由市场”上，价值理性也会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感动多数人。要知道，国家公民的意义不仅仅是享受特定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履行一定的义务，而且是主动去寻求、担当公共生活中的责任。

    我们特别应该给那些在个人的选择中，足够重视甚至优先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以应有的荣誉和尊敬。真希望社会上类似“高明”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价值理性也能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抢占失地，取得主动权。（周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