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这三所名列“985”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70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西南联大”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能够给今日办学带来什么“灵感”呢？

    提起“大学”的“定义”，今天的高校领导，几乎无一不能说出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而我们所能见的，却更多是秘书给领导拿包撑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

    今天明智的大学领导，都知道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却难以做到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的那般，“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就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从属于行政管理。而西南联大期间，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管理机构设置层层叠叠，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发言权萎缩不止。

    今日的大学，无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有目共睹。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少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

    今日的大学，无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笔者却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PPT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措了。

    去年2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西南联大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管理模式，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冰启）

　　原载《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