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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缩小全国小学、初中的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都比本省城市的平均水平要低1000元左右，按目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1.1亿人规模来计算，要使全部农村学校生均经费与本省的城市学校生均经费持平，大约也需要国家年增加1000多亿元的教育投入，这就是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的必要成本。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能否按照温总理指示，在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4个百分点的时候，将比2005年新增加的占全国GDP1.17个百分点的公共教育经费首先用来满足这个需求呢？我想是完全应该也是可能做到的。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质量和公平程度都将会跨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国家“十一·五”教育规划制订的发展目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将由2005年的53%提高到2010年的80%以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由2005年的23%提高到2010年的30%左右，都需要加大学校基本设施和事业性经费的发展性投入。除此以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比较困难，目前中、西部多数省、区高中阶段学校的年生均事业费平均只有2500—3500元，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中、西部省、区高等学校的生均事业费只有8000元左右，仅相当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55%，要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学质量都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多数高中阶段学校和高等学校一半左右的办学经费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含择校费），政府的财政性投入仅占全部办学经费的40%—45%，而这些学校中的农村学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的比例相当大。为了推进教育公平，减轻贫困学生家庭的负担，也亟需中央和省、区两级政府增加投入，提高拨款水平。
据综合测算，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以上几方面的年经费缺口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0.5%左右）。
还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必须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重点学科，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据有关统计资料，2005年全国30余所“985”大学的年生均事业费只有18000元，仅相当于2400美元，而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的生均经费一般在3万美元以上，与它们相差十多倍，也必须进一步增加投入，每年至少需增加上百亿元。鉴于国家财力有限，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学校由国家给予全面支持外，其它“985”大学都应根据自身特长和国家分工需要，着力发展一、两个优势学科群，不要搞全面开花式的高水平学科建设，应根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经费支撑水平量力而行。
（三）
按照国家“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要求，有必要研究我国“十一·五”期间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如何平衡的问题。根据我国教育经费和教育事业发展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我认为按静态测算，目前全国教育经费的基本缺口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大约相当于GDP的1.5个百分点。为了保证“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目标的全面完成，全国教育经费的总供给有必要由2005年占GDP的4.6个百分点，增加到2010年的6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应至少达到4个百分点，还有2个百分点则通过社会、学校、家庭多渠道筹集。
从国际比较看，世界上最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若干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是美国，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的7.5%，其中政府5.4%，社会与私人2.1%；二是韩国，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也是7.5%，其中政府4.6%，社会和私人2.9%；三是以色列，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8.5%，其中政府7.0%，社会和私人1.5%；四是马来西亚，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8.1%；五是泰国，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6.8%，其中政府4.6%，社会和私人2.2%。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入和教育投入之比都低于5∶1。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在人均教育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的绝对值上与发达国家比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由目前的4.6%提高为6%以上，却是可能也必须做到的。只有这样才真正体现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把教育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也才能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平和质量三个目标的和谐统一。要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有两条：一是提高各级政府和有关综合部门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真正贯彻小平同志“宁可牺牲一些建设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的指示，下决心调整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比例，将全社会年固定资产和教育投入的比例由当前的10∶1逐步调整为6—7∶1；二是继续深化办学体制与筹资体制改革，积极支持民办教育发展，鼓励非盈利性的社团办学，广泛调动社会、学校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个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多渠道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只有做到了这两条，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高原缺氧”现象。
原载《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 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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