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昨天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4%”这一问题时说，这是国家确定的目标，也写入了中央的有关文件，列入了国家“十一五”的发展规划，但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这就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等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比例（3月26日《中国教育报》）。

　　在人均GDP迈过一千美元的社会转型期的端口上，各种民生与社会问题伴之而出，有关教育存续已久的疲沓理念与薄弱基础现实，也非一日就能华丽转身。中国教育规模在局部的片面扩张与不平衡推进现象，并不能代表着教育已迈向成功之阶，更无法掩饰中国教育投入不足的客观现实。虽然财政教育经费的注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行政费用的充分减少，需要高端意识的恒久坚守，但就此将理由归结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我认为不妥。

　　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核心指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这一教育标杆亮出之后，年复一年似乎始终只是一记“标杆”而已。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牵挂苍生、情系未来的教育投入目标仍未实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年敢于提出此目标时，财政收入只占GDP的12.6%，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20.8%。何以在15年前提出此指标时未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呢？显然，今天的原因只是一道“数字迷宫”，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罢了。

　　由于教育公共投入的比例连一些非洲国家都不及，使当前教育实景让人甚为忧虑。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82%，与4%的基本要求差距很大，在全球120个国家中位于90名之后，是世界上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教育机构负债非常严重，去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权威资料显示，2005年以前，单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额便有约2000亿元；2002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8次教育收费检查，查处因资金不济而乱收费的达68.51亿元。

　　一边是公共教育投资步履蹒跚，一边却是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变着戏法地乱围地、乱圈钱、乱伸手。在这种大中小的求学者寡权的现实生态下，便造成公民教育负担日显沉重，他们背扛着未来大计却悲情地背上沉重的贷款包袱。一份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育类支出达1098元，比上年增长6.3％，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高达13.8%。虽然这些数字略显陈旧，但几年过去，改善的效果依然不明显，甚至还有一股意识倒退的潜流存在。

　　公共教育发展迟缓与公民自身教育投资渐增的这种长期逆行，酿制了公民的民生维艰实境，甚至滋长和蔓延了“读书无用论”的可怕思潮。这理应引起我们更高层面的警醒。

　　·王梅珍代表：４％的国家教育投入需要立法保障

　　王梅珍代表认为，通过对国家教育投入保障的立法，一是可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将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各级政府财政年度预算和决算都要保证教育经费支出达到的法定增长水平；二是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稳定增长制度，分年度分解和落实4%的目标，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实现4%目标中应承担的责任。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