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普九”阶段，对教学楼发包、质量监管等相当混乱。修建教学楼等学校建筑主要由县教育局、或乡镇（区）教育管理办公室负责，基本上不开展招投标。不少县教育局都有自己的建筑队或建筑公司，部分工程就由他们来做。（见5月29日《南方周末》）

　　“普九”年代，笔者也在乡下教书，切身感受到应付检查的浮躁心态。建房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倒是桌椅、图书和仪器，甚至学生借来借去的场景，我是亲眼看到。不成想，为了达标，教学楼还可以这样建。当时，教育干部可根据自己的关系，将教学楼修建等工程给予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来修建，哪怕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建筑业。于是这些关系户只要找到一个具有三级以上建筑资质的建筑公司，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取得（行话叫“借用”）该建筑公司的建筑资质，然后聘请几个懂行的专业人员，在周围农村招聘几十个民工，就可以开工建设了。既然是这样，为了赚钱，可以想象盖成的房子质量如何。据说，那时基本上没有工程监理。原来的教室拆除后，学生都等着进新教室上课，建筑进度都催得很紧，建成后只要无明显隐患，建设部门想不通过验收都会面临巨大的各方压力。乖乖，地震来了，这些楼房倒真是塌了才是正常的，不塌才是奇怪的！

　　震后记者调查表明，上世纪“普九”时盖的教学楼占了倒塌的大多数。那个时候，资金紧张，不少工程资金拖欠额度在工程总量的50%以上。有的地方学校到现在都没有全部兑现完工程尾款。因为资金严重短缺，建筑商只好向原材料供应商“赊”原料，“能够‘赊’到就是莫大的面子，无法保证建筑原材料质量”。“这实际上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而这，与“最牛希望学校”刘汉小学大不一样。刘汉小学的监理方（捐资人）问建筑商：“60万元的建筑费用会赚多少钱？”建筑商说：“按10%的利润，赚6万。”监理方说：“那好，我再给你6万，请把60万全部用在楼上吧。”就这样，造价每平米400来元的刘汉小学迄今巍然屹立，而“普九”造价每平米四五百元的教学楼却在瞬间被夷为平地。

　　有的楼塌了，人死了；有的楼立着，人活着。塌掉的，这笔帐注定要清算；立着的，这面镜越发明亮。今天，我也相信了，面对地震，既然我们还不能预报，那么就从庇护我们的房子做起吧，把房子建得结实些，起码要预留给我们逃生的时间，让我们保全住宝贵的生命。而这，我想也是此次震灾令人反思的一点吧。

　　我最为忧虑的是，那次全国“普九”中，借桌椅、借图书、借仪器甚至借学生来应付检查，已经足以令人恶心，但还不至于夺取学生性命；而修建的教学楼究竟还有多少还仅仅是装着学生，却似乎张着血盆大口，摇摇欲坠地等着天灾来临？还是个未知数。——期待相关部门摸底排查，把这些吃人的豆腐渣建筑尽早推倒重建。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