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新世纪》)中充斥着黑话、脏话、胡话、粗话、废话。这样的书是一种精神污染，对辞书界来说是耻辱，对读者来说是毒害。市场经济条件下净化辞书市场，一靠评论，二靠出好书。”上周二，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巢峰以这番话拉开了在浙江海盐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的序幕，研讨会围绕辞书评论、辞书的修订与创新两个议题展开。
宣传好书、不断地批评坏书是辞书学会的传统，这次对粗制滥造辞书的批评是几年前批评辞书界抄袭剽窃之风的延续。来自社科院语言所、大学、出版社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对王同亿主编的《新世纪汉语词典》作了深入细致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出版社和作者都应严于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专家应敢于揭露坑蒙拐骗、不负责任的辞书，帮助读者识别优劣；对出版劣质辞书的出版社应采取行政措施。
“丰富的例证”价值何在？
北师大附中的邓虹老师在看了刊登于某杂志的《新词典一鸣惊人王同亿再现江湖》一文之后对王同亿主编的《新世纪》产生了兴趣。文章中引用了两位语文一级教师对词典的评价，他们盛赞该词典是“素质教育的福音书”，他们认为，“语文素质教育有许多困扰语文教师的问题：怎样启发学生领悟语意？怎样使学生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表情达意？该词典的例证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从中准确体会词语含义。”“不仅加深学生对词义的理解，还渲染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得到优秀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同行的推荐使邓老师迫不及待地找来《新世纪》读，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
翻读《新世纪》，邓虹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多。这部词典在前言中称选收“丰富的例证”目的在于“帮助中小学生探索语文教育和学习的新路”、“继承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增加语文辞书的文学色彩”，可她看到的是这样的所谓熟语例证：掏：刚掏的茅房——越闻越臭；泄：王小二拉稀——泄私愤(粪)；偷偷：关住门放屁——偷偷地消气。狐狸：狐狸靠尾巴骗人，母狗靠尾巴调情。男子：男子三十杨柳青，女子三十老婆娘；女：士矜才则德薄，女衔色则情放；女子：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样的所谓新词新语：泡妞、低胸、吧女、马子、打野食、偷香手……
邓虹老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样“丰富的例证”价值到底何在？而那些所谓的“熟语”、“名言警句”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增加了什么样的文学色彩？她认为，作为一本服务于语文教育的专业辞书，《新世纪》传播这样的文化知识、这样的道德观念不要说对缺乏鉴别能力的中小学生是一种精神毒害，即便对成人也是一种消极影响和道德误导。
被人戏称为“辞书界警察”的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手头有一本《新世纪》，他随机翻阅了200来页，每发现一处错误，便在那一页粘一小纸条，结果那词典就变得触目惊心起来，有人风趣地将其比喻为“长满了‘癞’的蟾蜍”。当作为语文教师的邓虹质疑《新世纪》的道德价值时，中国辞书学会的专家们也指出了《新世纪》在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等方面存在的大量错误。
涉及法律的条目错误严重。如将“不破不立”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既违反事实，也违反法律。又如将我国刑法所用的“单位犯罪”妄改为“单位犯案”(“犯案”指作案后被发觉，与“犯罪”不同)，并将其主体由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妄改为“机关、团体或部门”。此类错误已发现的有数十处。
词典中收了“相面”、“相术”、“灵宅”、“玉枕”等一大批宣扬唯心主义的词目，却未指出其迷信本质。
词典中的数字也出现了大量差错，如把上海、西藏、欧洲的面积分别说成是0.58平方公里、120多平方公里、1016平方公里，均差了上万倍。
词典中收有我国省级行政区域条目，但漏收内蒙古自治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专家们还指出《新世纪》中频繁出现的胡乱收词、胡乱释义、胡乱举例的现象。如收入许多词典不该收的自由词组：“一个”、“一根”、“一块”、“最低”、“最高”、“吃人家的”、“言语妙天下”、“把心掏出来”等；收入“母狗”、“母鸡”、“鸡屎”、“牛屎”之类见词明义的词；更有一批如“不得”这样什么语言单位也不是、胡乱凑合而成的所谓“词”。胡乱释义和胡乱举例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暴卒”本意是突然死亡，却被释为“凶暴的士卒”；“蜂王浆”释为“主要由糖、麦精、奶油、蜜蜂、食用香料等构成”；“种”的一个义项是“分类学中位次紧接属以下.......的提供分类单元”，却以完全与生物分类无关的“野种”为例。
经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李志江副研究员初步阅读，仅1-50页中，就发现错别字、衍文和注音错误64处。
专家认为，由于已读过的篇幅只占全书很小一部分，而同类错误则大量存在，所以，已经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该词典差错率高达万分之十左右，远超过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合格品允许的差错率。因此专家认定，《新世纪》是一部差错率严重超标的不合格产品。
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不是油
1300万字的《物理词典》、1000万字的《现代科学技术词典》、2500万字的《英汉科技词典》、1800万字的《科技辞海》、239万字的《英汉现代科学技术词汇》、460万字的《汉英科技词汇大全》，还有共计3600万字的英、德、汉、日、俄五种语言的《科技词汇大全》、4500万字的《英汉辞海》，共34部2.3亿字的词典先后问世，堆在一起，已不仅仅是著作等身的概念。(引自某网站《笑傲辞海王同亿》一文)上述提到的王同亿所编词典中当然不包括1993年被商务印书馆、社科院语言所等原告告上法庭的《新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大词典》，在那场著名的辞书抄袭讼案中王同亿这三部辞书被认定为抄袭而最终败诉，也不包括1990年出版、被当时的一些媒介誉为“当代辞书之最”的《语言大典》，因其出版后，被许多学者斥为“谬误大全”、“令人愤怒的‘笑话大全’”，文化老人罗竹风称这部《大典》“谬误之严重、质量之低劣，在当前胡编乱造的逆流中确已达到了顶点”。
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执著”于编词典的王同亿炮制出的东西为何总是漏洞百出而屡屡遭人诟病？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一语中的，王同亿问题主要不在于知识基础、编纂经验的缺乏，而在于编辑辞书的指导思想、观念、态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错误方法。“王的实践一开始就是用一种错误的理论指导着进行的，而且他一股道走到黑。他认为辞书的基本内容本来就大同小异，人人可得、人人可用，无所谓知识产权，关键在于编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以剪刀加糨糊的办法抄袭拼凑了一大堆词典，后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现在他又使用电脑、利用网络进行拼凑，为了避免再次被指为抄袭，就在收词和例证上下‘功夫’，结果编出来的书错误百出、糟粕杂陈、毫无章法。”说到此，李社长打了个比方，编词典就如开采石油，如果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就不是油。但王同亿不在乎，他认为开采内容不重要，所以他拿出来的永远是劣质产品。
周明鉴先生说，王同亿不懂辞书编纂理论，也不承认理论的存在，这样编出来的辞书错误百出也不足为奇了。
辞书出版亟待规范
几年前，面对《语言大典》的荒谬，巢峰曾追问：如此荒谬的词典怎么能够编得出来，又怎么能够出版？今天，漏洞百出的《新世纪》让人不能不再次追问：精神领域的伪劣产品谁来管？据统计，我国1949年至1979年共出版辞书890种，改革开放至今约出版8千种，辞书出版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众多辞书中掺杂着一些粗制滥造之作，因此，规范辞书出版成为当务之急。
辞书，特别是大型辞书，被人们誉为“无声的老师”、“无墙的大学”，是人们据以为评的标准书。这样的书，被某些人当作赚钱赚名的工具，说起来实在可悲。在几年前的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上，巢峰就质疑过没有辞书编辑的任何出版社都可出词典这一现象，并提出对出版社进行资格审查、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方可出版辞书的建议。《新世纪》的出台又一次为整治辞书出版敲响了警钟，专家们呼吁：国家应对辞书的选题加强管理，对其著作者和出版者进行资格审定，对辞书编辑进行专业培训，对出版辞书的出版社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保证辞书编纂和出版的质量，维护其权威性、严肃性。
古人著书，或为“正《周易》，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或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古人尚有如此境界，今人若仅为利为名而胡编乱造，贻误后代，留下的岂不是千古骂名？
《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3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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