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进程，催生了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到来。人们在创造它的同时，也惊讶于它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神奇力量。处在信息包围中的城市青少年，正面临空前的新媒体“轰炸”，一方面他们所生活的学校、家庭和社会空间不同程度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爱好与发展也和新媒体紧密连接起来。当新媒体上的暴力、色情无遮无拦向青少年涌来时，人们惊呼：“潘多拉魔盒打开了！”
新媒体改变青少年生活
传统社会里，青少年的社会学习和教育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化过程则主要交由媒体来完成。走入今天的城市青少年中间，你会发现，黑客、闪客、小熊维尼、蜡笔小新，这些网络和电视里的词汇、形象，正成为一种文化，广泛传播和流行。
新媒体的发展变化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成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对社会认知和规则的把握以至人生观的形成，90%以上通过新媒体获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认为，新媒体对城市青少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难以估计，它通过向青少年提供各种信息和生活参照，不断改变着青少年对事物的评价体系；同时，新媒体因为其接触的灵活性，占据了青少年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左右了他们的生活节奏，随着游戏、交友等从现实生活向互联网的转移，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盒子里飞出了什么？
新媒体多元化的竞争带来了多元化文化的加速进入，由此带来了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对此深表担忧，并以网络媒体为例作出分析。
网络个性化的消费方式使青少年思维的个性化程度提高，过分强调的个性化容易造成社会责任感的缺乏。传统媒体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社会维系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把关行为”所造就的社会地位，而网络媒体高度的表达和信息获取自由造成了其权威感的丧失，如果青少年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认知的基本工具，社会评价的权威影响在他们心中就会进一步削减。因此他认为，这一切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实现良性的社会传承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另外，新媒体商业化竞争更加激烈，“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这些新名词很好地诠释了为市场占有率而战这一目标。喻国明认为，媒体对社会需求的迎合成分越大，引导、拉动社会需求的成分就越少，这一变化将直接导致资讯快餐大行其道，青少年获取的信息杂而浅薄，知识结构缺乏逻辑性和“扁平化”；其次，新媒体易得性和“傻瓜”化特性，使青少年在文化上“饭来张口”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懒于思考和行动将成为部分青少年的社会特征；再者，新媒体商业化的操作，将导致传播重心远离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会使成长中的青少年沉迷于琐碎事物，失去对社会发展中心问题的基本感觉和必要关注，导致一部分青少年目光短浅，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媒体教育教会青少年选择
正如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的潘多拉魔盒底层还藏着美好的东西——希望一般，新媒体在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的同时，其涵盖内容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多样和取得手段的便捷这些优点，也无人能够否认，这为它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拥趸。
为了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将其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社会各界采取了种种办法，包括媒体立法、媒体自律等各方面，构筑出一道道“防火墙”，把不良信息堵在外面，将“筛选”过的信息呈现在青少年的面前。但对青少年来说，媒体不仅意味着知识、信息、主流文化，也意味着权利。百密总有一疏，一味地堵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专家们提出，要在学校中开展媒体教育，培养青少年处理媒体信息的能力，把对信息选择的权利交还给青少年。
媒体教育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1983年开始在该国实行。英国教育部曾要求，“学校必须考虑媒体教育的责任，所有教师都应该检查电视节目并与年轻人一起讨论”。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国，已将媒体教育正式纳入教育课程。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媒体教育来提高青少年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具体来讲，媒体教育可以从4个方面入手：一是了解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二是学习判断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三是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四是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媒体发展自我。
媒体教育将运用媒体的权利交给青少年自己，通过这一教育，帮助青少年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义，辨别媒体真实与社会真实，形成对媒体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提高对负面信息的醒觉能力。通过教育，使他们了解媒体信息对自己的意义，懂得自己的需求，并学会利用媒体满足这种需求。可以说，媒体教育是最具建设性、也是最有效地防止媒体负面影响的方法。专家们的建议正在受到各方的关注，《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的出台正是青少年自我媒体教育的一个方面，受到了全国亿万青少年的响应。
《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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