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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日记》——国学大师的心迹流露
张志强
印象中似乎听人说过,黄侃先生曾有“50岁以前不写书”的说法,理由是50岁以前尚未观尽天下可观之书。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学术在今天已是曲高和寡了。只要翻翻眼前这本《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历时十五载,两易出版社”,最后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的曲折,反映了国学著作在当今的命运。
黄侃曾从章太炎先生问学。师生二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对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作了系统的总结,“在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陆宗达《序》)。后人常用“章黄之学”来并称这两位师生的学术。黄侃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1986年写的《后记》中说:“先师蕲春黄公之为学,撰述之矜慎而研习至勤恪,此人之所共知也。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故虽不幸早逝,著书未成,而遗说故在。”黄侃号称50岁前不写书,但天不假年,恰五十而逝。先生的学术,只能体现在他平时阅读所作的眉批,以及日记中的记载。黄侃先生去世后,他的笺识评校陆续得以出版,但日记一直未问世。于是,黄先生的弟子们,共同对黄侃先生留存于世的日记进行了整理。这就是目前问世的《黄侃日记》。
《黄侃日记》起于1913年6月20日,至1935年10月7日(逝世前2日)。这些日记,基本上是读书生活的记载,“访书、订书、购书、理书、借书与还书、翻书、点书、抄书、评书、讲书、写书,是《日记》的中心”(吴永坤《附记之后》)。日记按年编排,有些时段直接以当时所读书作记载。如“读全史日记”、“阅严辑全文日记”等等。在日记中也时时可见“竟日小得读书,甚苦。”(《量守庐日记》八月丁丑朔)、“作文未成,甚苦”(《量守庐日记》八月卅日丙午)等记载。更感人的是,据书后黄悼敬述的《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载,黄侃先生逝世的前日,晨起吐血,但仍“伏案点《唐文粹补编》,力疾将末二卷圈点讫,甫搁笔,又大吐,皆淤血,趋就床卧,晕眩少愈。适订购《宛委别藏》寄至,又取《桐江集》五册披览一过。医至,云胃中血管已破裂……”。嗜书之情,可见一斑。
陆宗达先生写于1986年的《序》中说,“‘章黄之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它的使命,今天,它已成为历史遗产。在这个领域里,由于研究工作一度停滞,它所蕴含的思想和方法很多还未被理解,深入地挖掘和汲取都还很不够,关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读者不应忽略这部分内容。《黄侃日记》的出版,对‘章黄之学’是有重要意义的。其中记录着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简要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他对一些问题多次反复推敲、认真严肃斟酌、广泛深入吸取和逐渐加深认识的原始过程。这对我们领会他的学术研究的内在精神有着独特的价值。”陆宗达先生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学人日记的价值。这段话,不仅仅适用于黄侃日记,也适用于所有学人日记。从学人日记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学者的人生轨迹,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日常交游。日记更能见出人的真性情。
陆宗达先生在“序”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九二八年冬天,季刚先生曾对我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看到老师的日记,我便清晰地想起了他的话。”那么,黄侃先生的日记,便是他的心得的最好实践。对有志于学的后人而言,更应从这句话中获得做学问的方法。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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