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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场：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
——布迪厄眼中的艺术法则
于闽梅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会有许多人认定文学艺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殿吗？若有的话，布迪厄这本书必将引出他们的愤怒。作为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好象有意要引出这种愤怒，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开篇，他就不无嘲讽地引用了许多这类愤怒的话语，并把福楼拜的话当做是最好的回答。“人什么时候会以应用在物理学上研究材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人的灵魂，人就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人类对自身有所超越的惟一方式。”

　　借此，他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主体是一种科学构造，我们必须从中找出可以认知主体的社会条件。比如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所处的位置(position)，一端是浪漫主义的艺术与政治，另一端则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与商业，个人生活的幸福与不幸在两端的互相作用、竞争、冲突成为偶然配置(disposition)。弗雷德里克最终只有成为一个双重的人，在双重游戏的空间中才找到了他的真正所在。因此，作品的发生原则是：人的精神结构受社会结构影响。在布迪厄看来，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物，就连作家之间的差异也与社会差别惊人地一致，如象征派及颓废派作家的社会差别就表现在：大部分象征派出身于巴黎中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曾在巴黎求学，而且大多学习法律；而颓废派出身于平民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资本。但是批评家往往被作品中微妙的情感关系———它总是为其特有的微妙掩盖的社会结构所遮蔽，没有想到去社会结构中寻求情感关系的答案。

　　《艺术的法则》试图把文学作品置于社会学的冷静剖析中，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把现象学的分析角度与结构分析角度结合在一起，从而分析文学场这个特殊领域的法则、生成及结构特征。文学场的逐步自主化是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当时，艺术家在表面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上流社会的文人和伟大的精英作家仍然获得资助，被当权者以沙龙的形式束缚住，所以，艺术场自主过程的主力军不是产生于沙龙而是产生于市场(如报纸和出版业)，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将想要谋求作家或艺术家职位的人放到降格的两难决择面前，要么过着充满了物质和精神的不幸、贫乏和怨恨的十足的‘落拓不羁的生活'，要么通过、连载小说或通俗喜剧的途径，同样堕落地屈从于统治者的趣味。”

　　文学场获得自主后，出现双重结构：主顾为同行的纯生产和主顾为大众的大生产。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世界，只不过这个经济世界是颠倒的：艺术场的经济法则建立在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颠倒的基础上，它排斥单纯追求利益，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它谴责追求暂时的荣耀，追求的是升值的荣耀。由此产生的艺术神圣不可侵犯之感只是这个游戏的幻象。

　　在布迪厄看来，文学场至今仍受到两种强大的威胁，一是经济通过控制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直接地支配艺术，而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反而越来越与公众疏离，被排除在公众讨论之外。另一方面，受到“资助”的艺术家虽得以逃避市场的压力，但却因此陷入一种更可怕的束缚中，那些束缚来自于拥有精湛的“学术价值和技术能力”的新官员，这些国家贵族“把自己视为仲裁人，既能与知识分子和雇主对话，又能与被统治阶级或他们的代表磋商，因而能够与权力场中的统治一极和被统治一极保持等距，于是他们越来越努力地推行无特点的话语，极度平淡无奇的话语与政治场和报纸场的要求一致。”因此，为尽可能地维护文学场的自主性，知识分子不仅要避免进入象牙塔，而且要自觉远离那些不自主的知识分子，这种斗争必须是集体的。

　　这样，我们通过“研究材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审视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就会发现其作为文化实践的一般政治经济学理论，原来具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意味。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法国]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2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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