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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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⑤

走进学生为主体时代

——访北京大学王义遒教授

本报记者　刘微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里，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接受记者的采访，是从“高等学校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为什么比中小学要更差一些”谈起的。他的分析一针见血——
　　把人当“人”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主要是为了在社会上“用”，所以更多的不是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活的“工具”。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近40年的历史中，高等教育基本上是要把人培养成为计划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不生锈”的螺丝钉。所以，对人的要求总是从“将来毕业后怎么样才好用”这一点出发。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按照计划需要来培养的，非常强调“专业对口”，所以，学校教育则尽可能地把某一专业的有用的知识教给学生，这样作为一个“工具”，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尽管没有很明确地说出来，但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确实是这样来实施的。教育上的一些提法，包括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表面上看起来与现在的提法也没什么不同，但是发展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要使个人能够比较全面自由地发展这一点，在过去是相当不受重视的。
　　王义遒认为，目前有两个因素迫使这种观点必须尽快改变。其一，随着国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人的职业岗位变动非常快，对人的要求已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一个人一生就从事一个所学的专业。科技发展得越快，人的职业岗位也就越不稳定，因而，过去那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培养方式肯定不行了。其二，长期以来，我们不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而从某种意义来看，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发达而充满活力，要看其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潜在能力和天然禀赋等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样的社会，才是最有活力、最有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社会。
　　着眼一生
　　因此，在大学中，最重要的不是某门课学得如何，而是要给予学生学习的能力。在北京大学担任过多年教务长和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教授提出，培养学生的两种态度和两种能力最重要。首先，要有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有学习的激情和求知的欲望，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有一定要弄懂的精神。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主、主动学习的能力。另一种就是与人共处，能够尊重他人、有平等待人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与人交流和组织的能力。当今社会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所谓“做人”和“做事”，主要就是要做好与人相处，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两种态度和两种能力是新世纪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如何把人的主体性和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应该是当前高等教育提倡创新教育或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高校应该倡导一种主动的学习。好教师讲课不在于让学生听懂了，而是要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喜欢这门课，进而希望自己也从事这一工作，投入这方面学科的研究。能否引起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应该是一门课程成功与否的标准。
　　高等教育还应该使学生学会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客体，这就是要有选择和决策的能力。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能否取得成就，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虽然没有做过很精确的统计，但北京大学在校学习很好的学生毕业后并不一定很有成就。机遇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机遇加努力才可能成功，但是有很多人在机遇面前却没有正确把握而错过机会。人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必须有很好的选择能力。现在高校实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制，让学生自由选课，以及允许转换科系等等，都是在锻炼学生的选择能力。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因为要把人培养成为工具性的，所以往往只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则必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在过去“驯服工具论”的年代，是不希望普通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然而，不能提出问题，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大学应该保持对社会的一定的批判精神，站在现实社会的前面，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各司其职
　　王义遒教授也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往往“口号”一致表示担忧。他说，特别是目前高等教育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对高等学校的要求、对学生的要求就应该有所区分，高等教育办学应该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招研究生，觉得只有这样学校的地位才算高，而美国一些有名的大学至今仍把重点放在本科教育；还有，现在都在提大学要培养通才，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慎重。北大今年招生不按专业只按文理科大类(其实，北大早就这么做了，今年只是推广到了全校所有专业)，这种方式可能对北大这类学校比较合适，但并不是对全国所有高校都合适。
　　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还是应该具备两个方面：其一，培养未来社会的主人翁，能够推动社会前进，同时要适应21世纪不断变化的职业岗位，具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王义遒教授说，如果把“通才”看作是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人才，这是对的。但是一个人要真正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并能够对社会作出其特有的贡献，往往不在于有多么宽广的知识面而在于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独特的作用。这就是其二，有一定的专业特长。一概地否定“专”与当前社会的浮躁之风有关，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仍需有专长。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力。能力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取得，而实践的范围不可能是非常广的。通过比较专的实践，才能够形成基本的能力并达到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广博的知识基础与专业特长，应该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本科应只是打基础，研究生阶段才进入专业领域。这对北大这类学校比较合适，而不可能适合于所有高校。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分层次，多样化。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应该有5%左右的高校仍保持精英教育的模式，即研究型大学，其本科是研究生的预备队，扎扎实实地培养真正能够为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拔尖人才；但对更多的高校和更广大的学生而言，应该以本科教育为主，进行低重心的培养和训练，并切实为学生未来就业打好基础。而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有发展过快、质量不高的趋势。大学教育在培养未来好公民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职业培训的性质。毕业生就业状况如何应该是评价高校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高等学校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未来发展服务所必须考虑的。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培养一名学生，国家固然出了很多钱，但多数学生家庭也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的，高校应该满足一些他们的期待，比方说，比起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未来的职业要好一些和收入要高一些。这不是非分之想。
　　因此，王义遒教授强调，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多样化”也是保障学生主体地位的需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教育要“因材施教”，就不能有统一的模式和“定法”，要允许不同模式、不同层次、不同面向、不同规格的学校与学生的存在。为此，教育部要进行分类指导，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要树立“排头兵”和榜样(目前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决不是中国全体大学的榜样)；还要进一步放权，更好的发挥学校自己的自主权。当然，在这方面，过去有过多次“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教训，以致陷入“放一阵，收一阵”的怪圈。因此，只是简单地相信学校领导是不够的，还要加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学生是主体，学生有权利监督学校，学校领导和老师如果胡来，比方说，办学条件太差、教学质量低劣，学生有权利根据法律控告学校。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3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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