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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上的那一点点东西，不需要任何新名词，完全可以做到通俗易懂

教育科学大家谈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吴霓　整理

　　秦行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我国教育研究与世界教育研究相比，存在很大差别，具有群众性的广泛参与、以思辨为主、行政参与、学术团体的群众性定位等特点。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在中国与世界交流更加频繁的大环境下，我们不得不遵守教育研究的通行规则和方法。提倡基于科学的教育研究(Scientificallybased research)，规范研究方法和行为，使教育科学研究真正的科学化，为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制订提供真实的信息。
　　郝志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处)：教育科学研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关于人的发展，“科学”和“研究”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基点。教育科学研究，就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去探求关于人的发展的教育之本。这样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纯人文的，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只要对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用，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只要有用，什么都行”。
　　姚云(北京师范大学)：目前我国的教育研究无论从研究理念，还是研究方法、思路等方面借鉴、移植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在教育研究方面存在的以下顽症不得不改：一是研究主体的定位不准。以机械的“理论联系实际”思维方式规范不同的研究者，自然会导致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研究两败俱伤。二是研究目标缺乏一贯性。一会儿能力教育、个性教育，一会儿又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研究者简单地“紧跟”形势，研究课题难以深入。三是课题研究得不到社会响应。教育研究更多的是行政命令，而且单一的从上自下，其结果是研究经费渠道来源单一，研究结果不仅产生不了真正的社会效应，更不用说世界影响。还有课题研究中“包装”胜于研究过程、“关系”胜于研究质量。教育研究不在这些方面大力改进，中国只能是教育大国，而始终不能成为教育强国。
　　余彤辉(首都师范大学)：目前的理论研究中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例如：不论讨论什么问题，都从历史说起，或从概念说起；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就是不知道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读者(或听众)抓不到；喜好用新名词，甚至不管这个名词自己是否真搞懂了，更有甚者，喜好自己创造新名词。于是，写的文章、说的话谁也不懂。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上的那一点点东西，不需要任何新名词，完全可以做到通俗易懂，人人可以理解，而且受到欢迎，不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分清自己的读者(听众)是谁，这实质上也是一个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
　　陈洪捷(北京大学)：现在教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是体制造成的，而不是研究者本身的问题。体制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或者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说就是科层制的社会科学。在这种科层制体制下，两类学术人员大行其道。一类是学术官员或研究组织者，他们拥有权力，能高效率地提出和组织研究项目，但很少能拿出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另一类是研究技术专家，以技术的态度对待学术工作，只掌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方法。这种体制使得学术研究远离实际问题，更不利于学术创新。这也是我们教育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行政化研究体制相伴随的是行政化的研究资助体制，它忽视研究工作本身的逻辑，希望通过科层化的手段来促进学术的发展。学术研究工作通常是一种难以把握、因而是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工作，一项研究的结果如何，事先是很难预言的。而科层制的资助体制更青睐好管理、容易控制、又许诺必定有重大成果和重大社会效益的研究项目。而容易进行的、风险不大的项目往往成果也很有限。如果我们的研究资助体制真正想促进学术创新，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就应当更多重视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吴霓　整理)
　　《中国教育报》2004年1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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