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古老的回声》倡导:建立新的阅读评价方式
走近人类思想本真
黄易青

  《诗经》三百零五篇,特别是其中的十五首“国风”,如果单看它们本身,多是平民百姓喜怒哀乐的反映。可是汉代的经学大师认为,它们写的多是天子、诸侯或嫔妃的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如首篇《关雎》,应该是一首爱情诗,经学家却认为是歌颂文王“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各个朝代都以《诗经》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到二十世纪初叶,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治学上的疑古精神和社会学上的个性解放的精神,《诗经》中的这些爱情诗才比较彻底地被重新认识。这个例子说明,由于时代思想的局限或政治的需要,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各自的阅读评价方式,形成了既定的思维模式,引导着当时的阅读理解,强调甚至于赋予经典作品以时代所需要的主题。历代的政治需要并不关心对作品真实思想内容的揭示,所以作品的真实思想内容,往往被掩盖或被故意误解。只有当时代发展进步到,需要或允许还某种作品以本来面目时,新的阅读方式才会被具有新时代思想的敏锐学者提出来。
  我的上述想法,是在读了王富仁先生的《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后才产生的。
  屈原的《离骚》、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北朝乐府《木兰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些千古名篇,我们不知读过多少回。若问它们表达什么思想感情,每个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从我们学生时代,老师就讲了。我们的理解最初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老师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得来的……最早的老师是从旧注上或从政治的传声筒那里得来的。我们后来重新进行自己的阅读时,最容易的是按旧有的阅读方式。这样我们是在不断重复着前人的理解。思维主动性的丧失不必说了,具体理解的人云亦云也就在所难免,并且还一直认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疑问。
  可是王富仁先生的新说让我对旧有的理解提出疑问。例如对于《离骚》的主题,他说:“屈原的描写,在中国学者的眼里,一律看成是一种对政治、道德理想的比喻,从而把我们眼中很可能是有‘怪癖’的屈原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式的屈原,它的独特的主题意义也便被我们常见的忠奸对立的主题代替了。”那么什么是《离骚》的“独特的主题意义”呢?王先生认为屈原无疑是爱国主义者,但《离骚》思考的是人生的意义,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理解,表达是的全人类的共同主题:“自我意识的痛若挣扎”。这样的解读是否会缩小屈原作品的社会意义呢?王先生认为:“中国学者对屈原作品的不自觉歪曲恰恰在于把它们政治化,实利化了。在儒家文化价值体系里,看不到屈原这种坚持自己独立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意义,他们把人自身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权利看作毫无意义的个人小事。”其实,屈原的孤傲不群、不为世俗所容,以前的阅读也不是没注意到,只不过是让它从属于历来所指定的大主题之下。
  循着王先生的思路,我们思考《离骚》主题究意是什么的同时,必然涉及这样的问题:究竟人类社会最本原、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单单从《离骚》不能得出答案。王先生对其他古典名篇的解读,大部分都读出了“人生意义”、“自我意识”这样的主题。他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夫妇主要不是为殉妻情、夫情而死,而是在“失去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和“保卫自己的生命尊严”而死,它的主题是“对人的生命的伟大关怀”。《短歌行》表现了对人与人世间友爱感情的渴望。《拟挽歌辞三首》通过对假想的自己的死的悼念,主要不是表达“旷达”或“幽凄”,而是“自我存在价值的思考和体验”,是对人生的思考。《登幽州台歌》表现的不是恃才傲物,而是“人的孤独感”。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的是“一个老年人的悲哀”。苏轼《蝶恋花·春景》是通过春景表达了一种濒临暮年的自怜情绪——人生中永恒存在的一种矛盾……
  这样的解读,虽然抵耹于原来理解,但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例如对于《离骚》,联系到《天问》,王先生认为屈原的思维具有由原始神话向现实世界过渡的特征,原始思维中主体与客体的种种神秘关联互渗,使他的思维在自我意识上更加纯粹,没有或很少后代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发达之后的种种观念束缚。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在历史发展更低阶段的人的精神表现中,反倒表现着人一种人性美的更高境界。”我相信这个道理。这就是人在人性上的“异化”。人类社会越发达,依存的社会经验知识越多,离人类的本真就越远。就好像,越是儿童就越具有人的本真,越是大人则越远离本真,这应该就是人类发展的缩影。
  不过,虽然人类离自己的童年越远,童真的表现越弱或被掩盖得越深,但心灵深处对童真意识的渴望却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越是接近原始状态的文学形象更富有人性美,而越后则人性美越深藏,但作家却总是还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流露出对人性本真的追求。我们不能说上述的作品作者在创作时都有王先生所解读的意识,但我大致记得童庆炳先生说过这样的意思,文学形象的意义,有的是作者有意识表现的,有的是作者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我想,上述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受当时社会意识支配的作者,总难免让自己塑造的形象中泄露出不合时代意识的光辉。
  但是,文学形象的某种光辉并不一定都能被人们发现或重视。阅读是客体存在和主体之间的双向碰撞。所以,上述作品中的表现的人的自我意识、人生意义,虽然本来就存在着却总被掩盖或忽视,而只有当人类社会的发展意识到它们的宝贵时,人们才去揭示或挖掘它们。所以,王先生的解读,正是反映了我们时代已经开始了对人生意义、自我意识的关注。
  当然,解读本身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的。那么,王富仁先生的解读,是否都合乎客观呢?对于文学和文学鉴赏,我都是外行,不敢评判。但有两条理由,我宁信它们从大趋势上说是基本上合乎客观的。第一,自我意识和人生意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伟大的作家不可能不思考它们或潜意识地感受它们,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将思想感情融入文学形象。这样的作品形象是一定存在的。至于具体存在于哪里,现在的探寻只是发其端而已,并没有结束,所以不必急于下定论。第二,阅读是为了充实思想感情,拿什么来充实呢?人文科学是在寻找人类失落的东西,与此同理,阅读中最应该寻找现代文明中严重失落而我们潜意识中一直呼唤着的自我意识和人生意义。此外,王富仁先生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于鲁迅思想中对中国文化观念与和人性矛盾的透彻观察,有深切的感悟。由此进入,而倾听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人生意义和自我意识的古老呼声,不也是很可以得到会心的感悟吗?
  (王富仁主编“新锐经典阅读文丛”包括《古老的回声》、《远方的诗神》、《感性的归途》,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0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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