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数十位学者在《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对“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进行了研讨，他们指出：与西方一样——
我们缺乏公共知识分子
范方俊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于“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关注，一直是中国理论界热烈讨论和认真反思的核心话题。由此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何以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或“公共性的知识分子”的话题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曾是西方文化界上世纪的一个重要论题。以往历次讨论话题主要是由西方引入的，与此类似，当代中国与“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背后，也清晰地映衬着西方文化的印记。《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主编许纪霖明确地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最初来源归结于1987年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写作的一本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化时代的美国文化》的著作。在这本“引起一时轰动”的书中，雅各比提出了一个既发人深醒又颇受非议的论断：在学院化之前，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是不证自明的，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热衷于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但大学普及时代的到来，公共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了的科学专家和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不关注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他们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一些拥有专门技能的各类专家。公共知识分子消逝了，而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也衰落了。欧美诸国的学院化知识体制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90年代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学院化和专业化的知识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勃发的有关“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绝不仅仅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
　　然而，以往引入的西方文化话题常常与本土现实频繁“错位”，与此不同的是，此次引入的“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几乎从一开始就激发了中国本土的“兴奋点”。2002年末，国内外数十位学者齐聚上海，召开了一个名为“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国际研讨会，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此次会议的结晶———总目为“知识分子论丛”的第1辑《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本书中陈来的《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一文细致地梳理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与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相近”，指出尽管从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不等于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恰恰相反。章清的《近代中国对‘共’与‘公共’的表达》一文则对近年来中国学人在论述“公共知识分子”时常犯的“中国也有”的心结心存警惕，该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对“共”与“公共”表达的深入剖析，指出近代中国对“共”与“公共”的表达，明显存在着与实际相背离、甚至矛盾的一面，它们很容易就会被作为一种姿态，成为一种标榜。作者提请当代学人对此“当有高度警觉”。
　　有意思的是，不论是陈来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雅各比“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建立关联的做法，还是章清反对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抱“中国也有”的心结，两人都把理论的最后落脚处放在对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上。诚如他们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清理80年代以来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并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对各类问题的理解及这些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命运和未来走向，是《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基本立足点。这一点在收录其中的主编人许纪霖的文章中尤为明显。在这篇题为《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的长文中，作者指出“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不独在西方存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开始在中国“重演”，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外部的环境因素使得公共场域的空间大大压缩，曾经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人物、杂志和群体除个别硕果仅存之外，大都随风而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90年代末，统一的公共知识界已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欧美70年代以后一样，中国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的确值得关注。作者回顾了90年代前期知识界的讨论与重建公共性的努力，尽管作者感喟，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在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普遍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日益暴露出其虚妄性，而特殊知识分子(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又无法扮演重建公共性的角色。但作者依然相信，在知识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性反思精神，最终获得重新建构公共性的可能。他激情满怀地宣布：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从特殊到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学院内部和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正在出现，而且越来越活跃。这是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并赋予超越的批判性意义。从这点而言，或许我们又重新获得了一丝希望，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在整体话语的废墟上，新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磐，走向新生。这也是《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热切的期望！
　　《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2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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