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一面新旗帜
张建生　吴小美
　　■学术前沿
　　《中国鲁迅学通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新的研究意识与格局。著者说“《野草》学当列为鲁迅分支学的首位。回顾和梳理《野草》学史，是《中国鲁迅学通史》微观透视的核心任务”。
　　在八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野草》研究并非“显学”和“热点”。而《通史》却把其列为篇首，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野草》研究在新时期的成果最为突出。鲁迅研究曾经历了意识形态话语层面，政治话语层面和精神文化话语层面的历史演变进程。由于《野草》极其个人化的话语深度与文化哲学精神，很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两种话语层面上成为鲁迅学的“显学”，尤其当这两种话语层面作为话语垄断存在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基于上述精神文化的反思意识，本书对鲁迅学的研究重点和格局进行了新的定位。
　　把《野草》研究作为“鲁迅学的核心”，表明了“鲁迅学”的新意识和新格局。一是转型意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巨大的历史事变和深刻的理论创新，构成这一标志的重要内容。这一转型在中国显得尤为复杂。鲁迅及鲁迅学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转型意识也就是时代意识。本书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思维和理论创新为线索，以“鲁迅学史”为载体，再现了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二是本体意识。本书把接近鲁迅及其作品本体，看成是鲁迅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它认为“给阿Q定阶级成分”是“50年代初期”阿Q研究的“闹剧”和“庸俗社会学倾向”，是与鲁迅及其作品本体南辕北辙。作者强调只有本体论的解读，才是解读作品的“制高点”，才能收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认知效果。
　　三是哲学意识。如果说本体论是作品解读的根本要求和最高境界，那么哲学思维则是达到这一要求和境界的途径。《野草》包括了鲁迅的全部哲学这一命题，并以此作为作者和鲁迅世界的共鸣点。　　(本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2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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