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译著缘何长期泛滥
李黎明
　　如今泛滥书市的劣质译著，其问题的性质和根源，很大程度上早已超出了翻译的范畴，因而，就译论译，仅从诸如译者和刊行者的知识水平、专业素质、技术能力或职业责任感等方面着眼，是根本看不透也说不清的。
　　翻译是转述，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信息蕴涵，转而用另一种语言文字加以复述或表达。关于翻译及其技术技巧，有不言而喻的基本要求，各式各样的理想标准，大量丰富的经验积累和理论阐述。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充分知识，没有读懂或根本读不懂原文，不知怎样正确运用或查阅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甚至连母语都写不利落，不能清晰顺畅地遣词造句、表情达意，便敢于放胆臆译，或硬套着翻译软件胡翻乱译的所谓译者，对于他们粗制滥造出来的错漏百出、将原文的意思肢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劣质译著，我们该如何评断呢？如果我们还搬出什么“信、达、雅”的标准，什么直译、意译或再创造的理论来讨论问题，那是未免太迂阔了，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翻译技能和水平问题。同时，对于那些根本无力或无心审视译著的质量是否合格，便无所顾忌地将这类劣质译著加以刊行的编辑、编委、主编和出版社，再提什么出版专业的技术规范，编审的“守土之责”，质量的把关，也是太过于厚道了，因为在他们心里，连一些最基本的责任，似乎都不想承担，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和质量的追求了。
　　劣质译著属于眼下大量存在的这样一类现象，若不衬在整个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上，则难以对其形成客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显然，劣质译著绝非单人独力能够制造出来，它们通常是由译者、校者、编辑、编委、主编乃至出版发行人等相关的环节共同促成的。试想一下，这一连串的环节当中，倘或有一个或几个环节能够胜其任，负其责，劣质译著能如此一路绿灯地流入书市吗？再者，这种情形若仅限于少数几串，而不是成片的话，劣质译著又岂能形成泛滥之势呢？这成串成片的不胜任者、不称职者和渎职者，构成了劣质译著的生产链或供应链。因此，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不胜任者、不称职者和渎职者，如何能够安然居其位，有其职，成其事，却不受应有的约束和惩罚？
　　劣质译著现象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如果说，当初还只是些漏网之鱼，如人们那时爱说的“极少数”，那么后来及至今日，则早已势如过江之鲫，人们便也常用“蔓延”之类的词儿来描述了。不过，想到比比皆是的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想到专业分隔、畸形化的高等教育，还有不实文凭、注水学衔和学术腐败……劣质译著倒确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它只是作为又一个证据，提醒人们不要再抱持以往习惯的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的某些迷信——知识分子或知识界的构成成分、整体素质、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而同步地变化着。
　　既然翻译及出版界同整个知识界一样，绝无可能奢望什么“举世皆浊我独清”，则对劣质译著现象的根本治理，仅仅在界内提倡知识分子的良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实行资格认证，设立各种监督评审机构，等等，尽管都是必要的，却远远不够，而必须同对整个社会各种腐败现象的治理相关联。让不胜任者有所忌惮，不称职者不能冒僭，不负责任的受到严惩，同时，让胜任者主其事，称职者居其位，善行者和优异者得鼓励和奖赏，是社会应追求的公正；而不公正，则既是对恶的纵容，也是对善和良知的挫伤。
　　人非圣贤，社会普遍的良知也需要社会公正的滋养。那些劣质译著的制造者们之所以能明目张胆、少有顾忌，就在于其劣行的收益远高于风险，可能的损失大大低于当受的惩罚；其中或许不乏所谓良知未泯，却持守不住，知行两分，起而效仿之人，说起来还往往心安理得地自诩“无辜”呢——当然，他们并非真的无辜；集体默契的共同堕落，仍旧是堕落。对他们的宽纵，首先就是对那么多自始至终坚定不移，遵从良知的“绝对命令”、不断奉献出值得全社会为之骄傲的精美译著的优秀译者和出版人的不公平。而社会普遍公正程度的提高，正有赖于我们今天在制度创新、体制建设和机制完善方面人人有责的共同努力。
　　《中国教育报》2004年2月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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