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尘封10年的中国高考考场，大门重启。570万考生一涌而入。

　　第一场考试，半小时之内，很多考场都有人废然退场。坚持到底的人中，27.3万人后来走进了中国高等学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

　　一般认为，1977年的高考，是从积聚了十多年的优秀人才中选萃。厦门大学的高考研究者刘海峰纠正这个概念说，那是13届考生的同场竞技。

　　是年，政策允许部分优秀的1978届学生提前参考。考场里坐着的，其实是从 1966届到1978届，共13届学生。

　　他们中，有夫妇、有父子、有师生，不少是一家几兄弟数姐妹同场考试。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所在水果湖中学考场，26人全是“老三届”高中生。因为是“老童生”，监考老师额外准许吸烟。

　　从1966年开始的漫长的十余年停考，让高考这个概念，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已经相当陌生。

　　刘海峰的同事，厦门大学谢作栩老师，当年正在福建宁化县安远乡插队。一个老乡的孩子报名高考，贴着照片、盖着革委会大红印章的准考证发到家里，全家以为这就是放榜，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大放鞭炮。杀猪，在知青一年只能领二两猪肉的年月，真是大事儿。

　　谢作栩老师在回忆中感慨，人们已经习惯了工农兵盖章就能上大学，“忘了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而1977年，谢，以及和他同时深陷在“黑暗的中世纪”的一代人，看到了天边第一缕晨光。

　　这一年的高考，在很多77级大学生的眼里，都是“一场混战”。没有准备，没有教材，没有参考资料，没有考生学历限制，没有上下届录取率的比较，有的只是被“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瞬间擦亮的希望和热情。

　　进入考场之前，很多人对复习备考，都感到老虎啃天无从下嘴。所有跟中学知识有关的书籍，被抢购一空，多少年前用废的作业本成了复习宝典。学习的风气如燎原的星火滚过中国大地，刘海峰用“狼看见食物”形容当时的人们见到书时的样子，新华书店成为最热门、最拥挤的去处。

　　进入考场之后，据河北内丘县1977年考生赵新芳回忆，60多人的考场，像平时上课学习一样，俩人一桌，根本不像现今又是单人单桌、又是桌斗朝外那样戒备森严。一般人也没有作弊的意识，就是想作弊都不成，看书——没有，看别人——都不会，甚至连监考老师都不会。

　　而走出考场之后，每个人骨子里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倾向都充分地展现出来。现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另一位77级考生一言以蔽之：谁都以为自己考得上，谁都以为自己考不上。志愿填报，也因为对考试成绩的无法估量而乱作一团。

　　乐观主义考生赵新芳，填报了“北大新闻系”，以平均分高出当年度初选线1分的成绩被录在河北师范大学邢台师资专科班。现任北大教育学院教授、当年的八级钳工考生陈向明，三个志愿全报的湖南师大。陈回首往事，笑言：哪儿有这么报志愿的！真是不会啊。

　　谢作栩老师目睹的最极端的悲剧，则是在武夷山脉中当小学老师的知青，考完后自己觉得损失了一道20分的大题，在等待命运判决的辗转和绝望中自杀，而录取通知书不久即到。

　　这场仓促、混乱而又激情饱满的考试，成为此后30年中国巨变的起点。

　　在这个13届学生的考场上胜出的，还有这样一些名字：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

　　一代国人的个体命运由此峰回路转。在这些个体命运的转折背后，是一个国家从谷底的返身掉头和艰难攀升。

　　中山大学77级学生、北大教授陈平原就此评论：在如此低的层面起步，我们与国家一起成长。

　　自77级始，在77级身后，30年来，高考为国家选材3600万人。（记者 周珣 原春琳）

(责任编辑 江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