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善

　　过来人都知道，在当时“政审”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字眼，一些考试成绩优秀的考生正是无端地被这两个字打入了命运的地狱。

政审复查，让落榜考生上大学

　　1977年在江苏省高招录取期间，我们发现政审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审不合格的考生人数偏多，二是虽然合格,因为政审材料“繁琐”，制造了人为障碍，这种“有问题的考生”的人数也偏多。两个偏多是造成高分落榜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这些问题，1978年招生时我们采取了比较有效的措施。一是抓好集训，一竿子插到底。省里召开政审工作会议，一直开到县级。县的政审会要一直开到最基层，凡是参加政审工作的人员，都必须经过集训。这样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第二个措施是抓好复查。凡是被判定政审不合格的都要复查。而复查工作的重点放在地、市一级。从实际效果看，退回地、市复查的案例，结论明确，速度也快。

　　在1977、1978两届招生政审复查中，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复查过程中，省招办收到一名考生的来信，自述他父亲1959年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转业到常州市工作。“文革”中他父亲又因在毛泽东选集上加注自己的不同意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已被处决。他从此成为备受歧视的孤儿，靠社会救济为生，常去拾破烂，捡菜根，却坚持学习，高考成绩已达到本科分数线，政审不合格，要求复查。很明显，这个考生父亲的案子很可能是一起错案。但是，其父亲的案子不属于招生工作的范畴，招生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责任予以鉴别。另一方面，招生部门有责任确认他因为受到父亲一案的影响而定为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在他父亲被处决时，他还是个孩子，仅仅因为和同学争用铅笔刀，把同学的手划破了，因受到这名同学的侮辱和同学打了架。这样一个情节，能不能构成如政审结论上所说的是“阶级报复”？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个时候本科扩招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正在录取专科，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建议提请常州市复查。于是，我和常州市教育局派驻省招办参加录取工作的张伟松同志商量，请他立即赶去常州处理复查的事，要快去快回，争取赶上专科学校的录取，张伟松同志欣然同意。次日吃早餐时，我又遇见张伟松，便上前催他早点吃完饭赶快走。出我意料之外，老张说他昨晚已连夜赶往常州，连夜敲门，办理了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审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位副市长）等三级党组织关于修改政审结论的手续，又连夜从常州赶回南京，天已亮了。这名考生终于顺利地被镇江医专（现镇江医学院）录取。

　　两年后，这名考生的父亲的案子查清了，果然是一起严重的错案。原来其父是一名老红军，在北京工作，查清后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江苏省委联合在南京召开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其北京的家属提出这个孩子达到本科分数线，希望落实政策，转入本科。当时，转学非常困难，教育部有通知，大学一般不转学，尤其要控制专科学生转本科。我们又借教育部学生司在天津召开座谈会之机会，带了材料当面请示了学生司原司长宋葆初同志，他表示可以作为个案，由江苏省自行处理。我们又请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借调在省招办工作的陈录同志回南医商量，由于这名学生已经在医专学了两年专业基础课程，他们终于同意转入该校，就读三年级。这个悲喜交融的政审复查案，至此才画上了句号。30年过去了，现在说起来给人们的印象还是那么鲜明、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