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左)接受记者专访。

　　说起左大培，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关键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郎咸平事件”内地最强力声援者、有良知敢说真话的经济学人。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内地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声中，左大培成为内地经济学界最强硬的声援者。

　　一位身材高大的东北汉子，观点鲜明、语言犀利，讨论问题时表情坚毅。“文革”期间，他先后在农村、军队、工厂锻炼后，搭上了恢复高考的首班车。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左大培与记者分享了他那段与常人不同的高考人生，并以他的教育经历和独特的经济学思维为记者剖析了当前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难题。

　　人物介绍：

　　左大培，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1985年9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硕士学位、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88年至今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0年1月至1991年8月赴联邦德国波鸿大学和杜伊斯堡大学做访问研究学者，1994年7月至1995年2月赴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

　　回顾30年前的高考岁月，回首从一名幼稚学员成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历程，左大培告诉记者，我跟别的77级学生不同之处有三点：第一，从一开始我就立志要做研究，后来的人生也是早已设想好的；第二，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来说并不觉得突然，因为中央决策过程我提前大致作了了解；第三，立志研究，让我长期培养出喜欢自学的习惯和较强的自学能力，到现在也没改变。

　　“父亲告诫我不能说假话”

　　左大培会常常在这些关乎老百姓利益的问题上敢于说真话，“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左大培回忆：“父亲是山东人，14岁参加八路军，后在大连当公安干部。上世纪60年代，当时搞运动，公安系统和社会上很多人被抓，大多数人是被错抓的。我父亲就出来替他们说话，因为和领导的意见不同，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但我父亲对我说，人不能说假话。”也正是父亲的告诫，让左大培在今后的人生中，面对国企改制的猫腻、权贵私有化、经济学家利益集团等尖锐问题上频频“亮剑”。

　　当兵5年看完两卷《资本论》

　　1969年3月，响应知青下乡的号召，左大培跟着到了农村，尽管地里收成不错，但是口粮被控制着，当时最苦恼的是吃不饱饭。幸运的是这样的苦日子并没折磨他太久，1970年12月，左大培参军，那时军队生活好，比一般工人、农民待遇好，加上他的部队又是后勤兵中的站岗部队，丝毫没有野战军那样辛苦。

　　在那段高考停滞、学校“放羊”的日子里，只有初一文化水平的左大培开始自学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当兵五年，他靠自学看完了当时刚刚编译出版代表当时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资本论》的第一、二卷，这段当兵生涯被左大培认为是他人生的起点，甚至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选择。左大培说，别说那个时候，就是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真正读懂《资本论》的也为数不多。

　　1976年，“文革”结束了，左大培提出复员要求。进入工厂后，左大培显然对日常工作毫无兴趣，他开始琢磨找一个既能安心研究问题，又能吃饱饭的地方。

　　“上大学做研究！”左大培早在心里盘算着，于是在争论开始前，就暗自开始为高考复习做好准备，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对于当时大部分考生来说是惊讶的，而在左大培看来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

　　从下决心参加高考的那天起，他就为自己选好了专业——经济学。第一志愿是辽宁大学，第二志愿是辽宁财经大学，并且专业一栏全部选经济学。高考结束后，左大培写了一篇论文，主要讨论西方经济危机后，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过去；经济衰退没有真正结束。他把自己的这篇不成熟的论文分别寄给了辽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得到了这两所大学的回信。

　　“我们成了精英的一代”

　　“所以我现在对‘不安分的青年’很客气。我知道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人，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1978年，左大培享受带薪上学，每个月38元的工资（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阶层夫妻收入总和）让他在大学里成了不折不扣的贵族阶层。后来考上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并与樊纲、崔培胜拜师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门下，当时6个人一间的寝室里还住着如今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琦以及社科院经济所的同事裴小革。“‘文革’的断层，我们那一届现在成了人们眼中精英的一代。”左大培笑着说。

　　提倡教育收费是忘本表现

　　记者：作为77级大学生，你怎么看待恢复高考30年的改革历程？

　　左大培：我的感觉是，赞扬的声音太多，批判的声音太少，一些媒体在谈恢复高考30年的意义时，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但我认为，大方向是对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纪念高考三十年更应注重反思。

　　反思扩招：靠贫困生收费提高待遇感到心痛

　　记者：你如何评价现行的高考制度？

　　左大培：77级的大学生对高考公正性深有体会，在部队、在工厂我不会巴结领导，所以上大学显然没有出路，最后高考挽救了我。尽管目前还找不到比高考更公平的选拔机制，但高考制度无疑已出现很大弊病。当前中小学教育基本是被高考支配的，十多年来素质教育始终搞不起来，与“一卷定终身”有很大关系，这种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往往不具有创造性，对民族振兴和发展都有害。

　　记者：你并不赞同现行高校收费制度？

　　左大培：我认为大学收费制度客观上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并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目前的精英人士许多都是从那个时代，享受那种待遇走过来的，而今这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却提出大学收费，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从农村来的孩子上学困难，这是过河拆桥、上屋抽梯的忘本表现。

　　记者：与高校收费同步的是扩招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能缓解就业压力？

　　左大培：依靠扩招来缓解就业压力显然不现实。大学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能力应该不收，少收学费，对贫困人群免收学费，而不应靠收高学费，大规模招生来完成国民素质改造。

　　客观上说，我也是利益集团的成员，也是社科院的在职教师，我清楚高校收费以来教师收入的变化，但是依靠高校收费，特别是对贫困学生收费来提高待遇，我感到心痛。

　　剖析就业难：根本问题在于缺乏自主研发导向

　　记者：后扩招时代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你分析核心症结在哪？

　　左大培：大学生就业难存在客观、主观以及政策导向的三个方面问题。

　　记者：你曾说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出路需要依靠自主研发？

　　左大培：是的，印度30多年前曾经也经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这种人力资本超前的问题同时也成了宝贵的财富，在这种就业压力之下，最终迫使政府转变观念，加大自主研发软件力度，振兴工业技术，显然效果很好。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关口上，并且中印自古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记者手记

　　较真而奇怪的经济学家

　　左大培表里如一的个性，还是他在思考、研究，甚至交谈中的“较真”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说的是，相比对物质、名利的淡薄，独立思考则是最大财富。交谈中，有些问题他觉得没讲明白，他会从具象到抽象，从外在表现到意识形态对问题进行剖析说明，并且清晰地总结出发言的要点。

　　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较真”之外，他的生活习性和态度也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从来没有手机，找他必须通过固定电话，因此约定的采访地点也必须准点准时，居住的房子是简朴的，没有任何浮躁的元素，这些无不透露出这位经济学家在生活中随性的另一面。（文、图/记者　柳建云(署名除外)）

（责任编辑　史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