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人：洪可柱　　

　　关于“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第三次建议

　　如果1980年代高招不公因受国力限制，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尚情有可原，那么1990年代高等教育的全面不公却是政策及人为所预设和强化的，高招不公并非什么不治之症，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改善地区之间日益加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平等享受教育权利的宗旨，从有利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场、观点出发，高考招生的不公平问题一定能够解决迎刃而解，其意义不亚于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三农”问题，全国人民特别是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将深受其惠。

　　我国高考招生中存在着名额分配不公、发达地区拥有事实特权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历史形成的复杂问题，但不能因为困难而因循守旧，而只维护发达地区一部分人的利益，忽视广大中西部及东北欠发达地区多数人的利益。发展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但历史与人为形成的巨大差距，还是要靠强有力的政策调整，否则巨大的不均何时了。高考招生，既是为国育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我们提出的三十所名校联考与春秋两次高考是对现有高考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并非否定现行高考制度。

　　鉴于发达地区业已存在多年的高考特权问题，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及解决办法。

　　一、发达地区高考特权的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

　　1、高考录取分数线逆向倾斜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与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相比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京、沪、津三市拥有重点大学的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高考录取分数得到了人为的强势倾斜，不公平状况令人瞠目结舌。如2001年山东省的文理科重点线为58O、607，而北京市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是454、488，分别相差126和119，2002年海南省文理科重点线为687、668，而北京市分别为462、469，比海南分别低225分和199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获得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读本科，因此其录取的比例高达72.6%，其理科考生更高达78.9%，与多数省份不到30%的录取比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省之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就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理科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结果是，由于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首先被淘汰。

　　2、 城乡之间招生名额分配差距巨大

　　进入199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在高考招生中的不平等现象也愈来愈严重，差距巨大。以1999年为例，清华、北大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的对照，全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例如，在清华大学199O－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竞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整高出10O人。

　　3、发达地区拥有事实上的高考特权所导致的严重危害高考招生制度的不平等使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在高考方面享有特权的城市，为了下一代，为了低分能上好大学，全国的人才均向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而发达地区人满为患，各种资源全面紧张，关键就是高考制度不公平所造成的。以北京为例，人人都想拥有北京市户口，户口又不能当饭吃，北京人多、车多、房价高、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挤、消费水平高，北京既不产油、又不产气，没有多少自然资源，缺水、少电、无油、没气，仅有的就是比别的地区多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对中西部及东北欠发达地区的事实侵权和资源掠夺，使其相对于发达地区的差距愈拉愈大，而且这种不平衡，已向“代际转移”，在发达地区（京、沪、津等）能上重点大学的人员，其下一代也有更大可能上重点大学，而广大其他地区上学难，上重点大学更难的人们，其下一代也更难有机会上重点大学。上重点大学被一些地方、一批人人为垄断，而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世袭”了上大学难，这种状况较长时期来被固定化与结构化了。如不彻底解决，社会将面临危机威胁，这与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发展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