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通识教育的深刻内涵，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

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以通识教育为宗旨的复旦学院，图为学生在开学典礼上。刘畅摄

　　通识教育理念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

　　“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自由教育，它的成形则在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每当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面临迅速变化时，通识教育总是被看作应付这些挑战、进行革新的催化剂。哈佛大学在300多年的历史中，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识教育与大学制度一道也被引进。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养“硕学闳材”，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只是在当时救国图强、求才急切的环境中，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行。“经世致用”更为人们所接受，连当时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楷模的教会大学，也不得不变通地大量开设实用科目。重视专业训练，传授一技之长，是当时中国大学普遍的现象。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但他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探索，发展了通识教育的理念。清华创办之初，他担任教务长，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他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1933年清华大学曾经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这种课程结构模式后来也为西南联大所继承。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跟通识教育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梅贻琦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通识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生根。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通识教育都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