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中刻苦学习 学员中走出百名将军

    1934年10月13日，中央军委将“通校”重新规定代号为“红星第三大队”，校长刘光甫改任大队长，曾三任政委。长征途中，学员是一边行军，一边上课。走在前面的同学，在背包上挂一小黑板，上面书写所学内容，边走边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互相用英语对话，或背诵电码。老师们也是边走边解答。

　　“通校”教务主任沈毅力在回忆长征途中情景时说：“那时一边行军，一边上课。休息的时间长，上课的时间也相应的长，到达宿营地再把路上耽误的课补上。有时要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尽管行军作战环境艰苦，可我们抓紧时间教学，使学员的技术水平得到巩固和提高”。

　　袁以辉是中央军委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第9期学员。这一期共有8个人，有李贻玉、黄奕棋、叶德胜、曹明衍等。大家都是工农出身，认不了几个字，学习困难很多，特别是学英文。学员们利用一切时间读呀、背呀、记呀、画呀，熄灯后还在心里默记。那时苏区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一支铅笔写到手指夹不住了，就破开小竹筒把它夹起来再用；一张纸要写两面，写满了再用橡皮擦一擦再写。再不够，学员们就地找些细沙铺在“课桌”上，在沙子上练习写字母。

　　从认英文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硬是攻下来了。在一次英文考试以后，沈毅力老师深情地对大家说：“我虽然是你们的老师，但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学到了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到达懋功，军委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并入红军“通校”，开始复课。所学的课程基本沿用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因为大家迫切想学好技术，学习十分刻苦用心。在这种环境中，只能露天上课，教具极少，而且全靠自己制造。所用的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过的旧品，大家在锌皮上捅上几个洞，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下，还可使用，称作“麻子牌”电池。每月每人只能发一支铅笔，老师专门教给大家削铅笔的办法。纸张更为缺乏，只在考试时才发一张毛边纸，平时使用缴获敌人的文件当作稿纸。

　　在懋功，经过一段休息、学习，又有一批同学毕业了。不久，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通校”师生到达陕北吴起镇，又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陕北的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与“通校”合并，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正式成立。1937年1月，学校随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开始了在抗日战争中办学的新时期，学校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长征途中，校长刘光甫亲自讲授电学。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效果非常好。在做装机实验时，电容、电阻、变压器都是从缴获敌人的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大小规格均不配套。电信材料均为战士从战场上缴获的，非常珍贵。装配时，先在平地上把线路搞熟，然后在木板上画好图，摆上零件，教导员逐个指导。因零件不多，一个人摆完后，另一个再布线。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学员们都学会了装制收发报机。

　　长征途中，部队转移频繁，宿营无定。军委与各部队每天的侦察、通报、联络、指挥、作战、协同等，全靠无线电设施。军委三局局长王诤领导下的电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神经中枢”。

　　为了收集情报，王诤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同那些刚刚从红军通校毕业的年轻人一起钻研分析，将一份份敌情通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从1931年到1936年短短的5年中，从敌人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到长征途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2000余名通信技术人才，其中包括以李白、曹丹辉、胡立教等为代表的通信英才，也走出了王铮、曹丹辉等近百位解放军将军，成为我军电子通信技术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