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兴奋之后，瞿钧也半开玩笑地表达了他的烦恼：“只要有孩子，人人都是教育家，都会对教育问题评头论足。但很多问题，已经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综合反映。”

　　瞿钧举例说，上世纪８０年代，上海高中应届毕业生的高校入学率在１０％左右，那时候是“独木桥”，社会呼吁的是如何把“桥”修宽；现在升学率已达到８５％，“桥”宽了，但学生的竞争程度反而更加激烈。“因为一般而言，找到好工作，往往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几率高。想进名牌大学，人们当然就得从名牌中学、好的小学、好的幼儿园开始。这样一来，人为造成了‘上好学校难’的矛盾。”

　　“我们只能努力做好教育系统的事，但很多时候深感无可奈何，无法影响整个社会。比如，我们规定不能补课，结果呢？学校不补社会补；我们说不提供或少提供教辅书，但书店里到处都是。”这学期开始，上海市教委建议让中小学延迟１小时上学，并强制性要求各学校增加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在升学考试中加重体育的权重，受到家长的普遍欢迎。瞿钧说，“我们希望通过考试的指挥棒来改变现状，但效果能不能达到预期，其实我也不是十分乐观。”他表示，“改变教育的现状，除了教育自身的改进与完善之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报记者  吴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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