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在风雨中前行

——建国以来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发展历程

　　2006年12月23日，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向全社会发出了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动员令，提出要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工作方面，这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学校体育，无疑关系到民族未来，一个身体强健的民族是我们的渴望。建国近60年来，我国的学校体育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它从哪里走来，又该向哪里走去？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副司长、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曲宗湖，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等3位不同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请他们讲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轨迹。

　　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

　　在江苏盐城中学老校友成春到的记忆当中，当时全国各地掀起的“劳卫制”体育锻炼热潮令他终生难忘。他是1954年考入盐城中学初中的，入学不久便在学校的发动和组织下，参加了“劳卫制”体育锻炼。

　　据他介绍，当时学校对“劳卫制”体育锻炼抓得很紧，学校规定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必须分别达到少年级和一级。在这种情况下，除正常的体育课由体育教师上课外，不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刮大风、下大雾，每天清晨5点半，当广播里的起床号一响，住校学生就要起床，6点钟就要在大操场集中，排队跑步半个小时，然后各自回教室上早自习。每天下午的第4节课，是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气腾腾，有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的，有跳高、跳远、掷铅球和中长跑的，有跳箱、跳绳，练习单、双杠的，人人都在参加体育活动。

　　在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眼中，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那时出现了保家卫国、人人锻炼好身体的全民锻炼热潮。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党中央的重视分不开。建国初期，毛主席就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不久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以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正确的。1952年毛主席又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政务院出台了《关于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这些都在广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后不久，我国就派出代表团到前苏联学习其体育制度，当时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英超等人经过考察，带回了许多人至今不能忘记的“劳卫制”：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工人、战士和城市青少年参加。由于当时人们爱国热情极高，都在准备通过一些行动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工作中，“劳卫制”的推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一需求，于是，他们全心全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其当作一个奋斗目标，自觉、主动参与到“达标”活动中，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劳卫制”锻炼的人们非常多。

　　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小学的校长们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基本校校都做到了“两课”、“两操”、“两活动”的落实，活动课被列入了课表。由于当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沿袭的是前苏联模式，因此许多做法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如前苏联十分重视体操，我们就跟着学习，像单杠、双杠、跳马、鞍马等相对危险，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的项目都在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开展。

　　李晋裕总结说，上世纪50年代校园里重视小型多样、群众性、班级为主的体育活动，要求学生参与率至少达到80%，达标成绩和参与人数挂钩，这使得学生参与积极性非常高。而体育教师不仅努力完成教学任务，还注重学生身体机能的提高，在体育课上强调掌握知识技能与发展身体素质并重，保证了学生体质较好地增强。

　　但是，1960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教育部门提出了尽量节省体力的口号，学生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人都去搞运动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体育都处于低潮期。

　　改革开放后，学校体育被注入了新活力

　　“文革”对学校体育冲击很大，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否定，一些符合学校体育工作规律的思想理论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便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重申了学校体育的地位和指导思想。

　　而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则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学习好和身体好的关系，为新时期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扬州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曾任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副司长的曲宗湖说起“扬州会议”仍如数家珍。他说，1979年经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不仅形成了3个重要的文件，还特别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步入了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从此，学校体育逐步走入正轨。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当时参加监测的有18万余人，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16个省、市儿童青少年的体质状况、特点及其某些规律，研究制定了我国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与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和脉搏、血压、肺活量的正常值，获得了我国青少年在体质研究方面的较全面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填补了空白，为今后开展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79年开始，国家为了调动青少年持续锻炼的积极性，纠正和改进“文革”时期所制定标准的缺陷，开始了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修订。1982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新的《标准》，新《标准》重新界定了年级分组，在尊重学校体育教育水平的前提下调整了锻炼项目，并且改革了评分法，以适应不同时期青少年儿童体质状况的发展变化。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对于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记忆犹新。廖文科是1983年进入教育部参加工作的，他还清晰地记得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同志对体育工作相当重视，特别提出了“以增强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的“三个为主”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工作和薄弱环节，并且提出了开展学生体质研究、研究制定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进行体育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的研究和试点、抓好体育师资和卫生人员队伍建设等几项关键性的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5年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直到现在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廖文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何东昌部长专门从部长基金中拨出了专款，推进这项工作，共对全国29个省级单位、28个民族的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共20个指标及9种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人数达到984782人，获得了丰富的学生体质健康基础数据。

　　“更为重要的是从那一次调查后，开展学生体质调研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大的体质监测每5年举行一次，每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会引起人们对青少年体质的关心，当然也为国家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的数据库。”廖文科介绍。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对国外学校体育先进经验的借鉴，大量引入西方的体育思想理论。曲宗湖回忆，当时各种思想纷纷进入，其中以“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等思想尤为活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