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公布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说，截至2005年底，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元，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显然，考虑到大学的社会公益性质，政府不可能眼看着高校破产倒闭。

　　必要的时候必须拯救大学，但拯救大学的时候，应当附加条件，对大学的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改造。

　　大学负债，乃是不负责任的商业化的产物，而不负责任的商业化，则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表现形态。目前大学不过是行政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与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一模一样。大学书记、校长们对上级政府负责，大学的工作好坏，大学书记、校长们的官运，最后要由上级行政部门决定。因此，他们的表现，由上级行政部门进行考核。

　　而行政性考核自有其明显特征。行政部门高高在上，它对大学的考核，与上级领导考核下级政府一样，必然选择一些容易看得见的、客观的指标。这些指标，看起来还比较科学——而官僚体系是最喜欢讲究“科学”的。这样的指标，在政府体系内部，主要表现为GDP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指标，或者大工程、大项目，所谓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大学的书记、校长们的政绩工程，就是扩张大学规模、尽可能地追求博士点、硕士点，以及建造高楼大厦。

　　这一切当然需要钱。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买卖土地发财，大学书记校长们则买卖文凭——其中包括扩招。但是，面对强烈的升官欲望所驱动的上马政绩工程的冲动，资源似乎总是短缺的(杰出经济学家科尔早就指出过，国营企业具有无尽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和大学都向银行大规模贷款。

　　明理的人都会觉得，大学书记、校长们如此透支而为自己追求好看的眼前政绩，从大学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显然是对大学不负责任的。其实，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现有的大学治理结构中，他们自己就是“大学”。

　　目前大学的治理结构跟国营企业一样存在一个致命漏洞：所有者缺位。国营企业说是“全民所有”，但是，全民根本就不在企业的现场。结果，国营企业就变成了管理者的企业。同样，大学也变成了书记、校长们的掌中玩物。有理想者拿大学进行也许是毫无意义的试验；无理想者则把大学当成了自己升官的台阶。面对这种情形，一些有良知的教师、学生会发发牢骚，媒体也会痛骂一番。但问题是，“大学”自己不能发出声音，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没有具体的人来代表。

　　大学要上正轨，必须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变革。大学书记、校长们最多只是给大学打工的，“大学”自己需要有人格化的代表者，代表大学的长远利益，代表大学的公共性，并在现场监督书记、校长们。

　　上级政府行政部门不足以担任这一职责，过往的事实也证明了，它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目前大学财政也不完全依赖政府，相反，很多大学已经接受不少社会捐款，大学每年也收取学生大量学费。在财政来源多元化的时代，大学的管理权也应该是多元的。

　　对于“公立”，应当做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所谓公立，其实是公众所立，且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在这样的公立大学，也必须设立一个公共性的理事会，作为大学的决策机构。为体现大学的公共性，大学理事会可以考虑由本校教授代表、本校校友代表、社会公众人物代表(比如企业家、律师、教育学家)及政府代表组成，前三类代表都必须热心公共事业。各大学应当代理大学理事会章程、原则，大学的重大事务由该理事会决策，这包括，由它控制大学财政、聘任大学行政负责人。这样的治理结构变革，有助于把官办大学改造成真正的公立大学。

　　此一改革，可以免除大学债务作为契机。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拿自己的钱去填补大学债务窟窿的时候，必须推动大学进行治理结构变革，以避免大学以后犯同样的错误。而避免大学重蹈覆辙的惟一办法是推动大学走出行政化的窠臼，设立大学理事会，逐渐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非赢利性机构。(作者为学者和评论家)

　　原载　《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