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在报纸的某处角落里,小方第一次注意到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其时,一个同性恋组织在北京西单的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公开化的标志。出于好奇,他开始在天津寻访这一特殊群体。
和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年轻人曾经把“性”视为禁忌话题,尽管当时他已经结婚了。结果第一次访问就遭遇尴尬。在街边的小餐馆里,一个同性恋者拿起根筷子比画着,大声对方刚说:“哎,你的有这个长吗?”
这让方刚大吃一惊。这个“正经人”从不知道性可以这样公开地谈论。也因此,他连续失眠几天。但隐约中他“觉得有几分畅快”,慢慢地他改变了“性是肮脏可耻的”看法。
谈及这一转变,方刚自称十分自然。这个有着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童年受尽侮辱的孩子,一直把自己归为弱势群体,就像那些因为性被歧视的人群一样。
无论针对哪种性群体,他的口头禅总是:“我们都一样。”第一次跟同性恋者接触,方刚也曾有过害怕,但“一见面就消除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某一方面不一样罢了。”他淡然道。
在他天蓝色的书柜里,摆放着10多年来写的50本著作,内容集中在性伙伴、外遇、变性人等话题。这其中,有近10本是在台湾或香港出版的。遭遇禁令后,方刚一度研究起了动物,直至后来转向理论研究。
男性性工作者是他最近关注的人群。得知他这一想法后,很多人认定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学们奉劝他说,这种题材可能导致无法毕业。老师提醒注意安全:“那可是黑社会啊,一不小心就断条胳膊。”
方刚本人也有几分担忧。“但我太想成功了。”他自我分析说。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兴群体,男性性工作者始终是理论研究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定点观察,更是前所未有。
一年半以前,他先后在搜狐等网站的BBS发布公告,寻求帮助。同时委托新浪博客的管理员,将这个帖子挂在首页。由于在圈内有些名气,不久便有六七人回信。经过多次碰壁后,方刚终于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深圳一家夜总会。
随后的经历证明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由于大方吐露身份,男公关们不但没有和这位北京来的博士生拉开距离,反而产生了“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我们有钱”的优越感。尤其当他们得知他的研究目的后,还有人主动带领他到其他夜总会观摩。
唯一令这个书生难以抵挡的是应酬。为了回避这些,方刚不得不说自己19岁时患上痔疮,无论烟酒都会导致流血。他还很“哥们儿”地请客吃饭。在这家夜总会,一个普通包间的消费起码上千元。不到两个月,方刚从一家民间性学组织获取的3万元资助经费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他还不得不自掏腰包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