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报纸的某处角落里，小方第一次注意到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其时，一个同性恋组织在北京西单的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公开化的标志。出于好奇，他开始在天津寻访这一特殊群体。

　　和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年轻人曾经把“性”视为禁忌话题，尽管当时他已经结婚了。结果第一次访问就遭遇尴尬。在街边的小餐馆里，一个同性恋者拿起根筷子比画着，大声对方刚说：“哎，你的有这个长吗？”

　　这让方刚大吃一惊。这个“正经人”从不知道性可以这样公开地谈论。也因此，他连续失眠几天。但隐约中他“觉得有几分畅快”，慢慢地他改变了“性是肮脏可耻的”看法。

　　谈及这一转变，方刚自称十分自然。这个有着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童年受尽侮辱的孩子，一直把自己归为弱势群体，就像那些因为性被歧视的人群一样。

　　无论针对哪种性群体，他的口头禅总是：“我们都一样。”第一次跟同性恋者接触，方刚也曾有过害怕，但“一见面就消除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某一方面不一样罢了。”他淡然道。

　　在他天蓝色的书柜里，摆放着10多年来写的50本著作，内容集中在性伙伴、外遇、变性人等话题。这其中，有近10本是在台湾或香港出版的。遭遇禁令后，方刚一度研究起了动物，直至后来转向理论研究。

　　男性性工作者是他最近关注的人群。得知他这一想法后，很多人认定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学们奉劝他说，这种题材可能导致无法毕业。老师提醒注意安全：“那可是黑社会啊，一不小心就断条胳膊。”

　　方刚本人也有几分担忧。“但我太想成功了。”他自我分析说。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兴群体，男性性工作者始终是理论研究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定点观察，更是前所未有。

　　一年半以前，他先后在搜狐等网站的BBS发布公告，寻求帮助。同时委托新浪博客的管理员，将这个帖子挂在首页。由于在圈内有些名气，不久便有六七人回信。经过多次碰壁后，方刚终于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深圳一家夜总会。

　　随后的经历证明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由于大方吐露身份，男公关们不但没有和这位北京来的博士生拉开距离，反而产生了“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我们有钱”的优越感。尤其当他们得知他的研究目的后，还有人主动带领他到其他夜总会观摩。

　　唯一令这个书生难以抵挡的是应酬。为了回避这些，方刚不得不说自己19岁时患上痔疮，无论烟酒都会导致流血。他还很“哥们儿”地请客吃饭。在这家夜总会，一个普通包间的消费起码上千元。不到两个月，方刚从一家民间性学组织获取的3万元资助经费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他还不得不自掏腰包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