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是个极端的个案，而在杨丽娟之前，疯狂粉丝的事件就已经多有发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说。

　　记者随意打开几家网站的“杨丽娟专题”，有关疯狂粉丝的链接果然不少。

　　对“疯狂粉丝”的报道连篇累牍，却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直至“杨丽娟事件”发生，这场悲剧带来的争议仍不在少数。

　　第一道防火墙家庭教育失败了

　　“追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正常文化现象。”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有调查显示，80％~90％的人都在青春期产生过偶像崇拜，“但随着成长，人生经历增多，追星的崇拜热情会逐步减退，成为一种理性的喜欢。”

　　但正常的行为为何最终演变成病态的疯狂？杨雄直言，杨丽娟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在利益驱动多样化、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背景下，思想尚不成熟、辨别能力不足的青少年，很容易接受媒体炒作的暗示。此时，家庭教育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火墙。然而，杨丽娟父母对女儿的非理智行为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

　　杨雄表示：“杨的父母不顾一切地完全配合杨丽娟的要求，这就给了她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她的行为是被支持的。”

　　胡守钧认为，学校教育的缺乏，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可以对比的一个现象是，文化素质越高，对明星的迷恋就越少。比如追星族大多由中学生构成，而在高校里，大学生追星的情况相对较少，迷恋程度也较其他青少年低。”

　　据报道，杨丽娟在1995年就已辍学在家，一心疯狂追星。胡守钧认为：“教育的缺乏，使她无法建立起理性思维。”

　　传媒没有起到清醒剂作用

　　“杨丽娟事件”发生后，传媒蜂拥而上，报道铺天盖地。更有消息称，有媒体资助杨丽娟母女的各种声讨行为，以求得“独家报道”。而网友对杨父遗书的质疑，也使得“策划炒作说”迷雾纷呈。

　　“在杨丽娟事件中，部分媒体即便不是‘帮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胡守钧指出，在疯狂粉丝的制造上，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当下社会可以说是粉丝满天飞。一些选秀活动不仅制造了一夜成名的光环，还制造了大批粉丝。比如短信投票，就是一个制造粉丝的手段，表面上是以草根意愿评选明星，但实际上它将明星与粉丝的命运密切相连。粉丝越疯狂，报道就越热烈，烘托一种热闹开心的氛围，让粉丝自我感觉良好。”

　　杨雄也坦言：“媒体的疯狂炒作，令人感到可怕。”在宣传报道中，传媒原本应该是清醒剂，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对追星现象应起到正确引导的作用。但事实上，部分传媒在商业目的的引诱下，表现出鼓励和怂恿的姿态，一边推行造星运动，一边又炒作粉丝现象，双管齐下，把追星行为引入了一个病态阶段。

　　在杨丽娟事件中，部分媒体表现出同样疯狂的行为，已引发业内人士的高度不满，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之一。

　　“要是真的同情她，应该给她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而不是拉着她和她的妈妈到处曝光，说一些病态的话——当然了，这样做，个别媒体会少了不少曝光率和点击。”著名影星徐静蕾在博客中表示。

　　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也不客气地指责部分传媒的“虚伪”。“媒体有时候是很虚伪的，就像去年某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现在出了事就出来澄清自己说，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杨丽娟健康追星，但是却忘记了，这样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她和她的家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为何没有想过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跟进她，并且提供帮助呢？”

　　“媒体要把社会责任感放在第一位，然而这最重要的一点，恰恰被一些媒体忽视了。”胡守钧说。

　　让追星回归理性，需要全社会努力

　　“杨丽娟事件”并没有给疯狂粉丝行为画上句号。这件事情还未平息，那边另一个“疯狂粉丝”又在媒体上登场。4月3日出版的某报，刊登了对“人造李湘”的大篇幅专访。报道称，17岁女生李瑶欲通过整容变成李湘的模样，来争演电影角色，日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手术，形象得到了较大改变。尽管舆论对此一致持批评态度，但“人造李湘”和她背后的团队已如愿以偿地收获了眼球经济。

　　疯狂粉丝层出不穷，杨雄认为，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现今，青少年成长环境迫切地需要得到净化和改善。”杨雄表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青少年面临学业、就业等各种心理压力。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青少年的压力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就有可能将信仰转移到对偶像的疯狂崇拜中去，造成更多的追星悲剧。”

　　“追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家庭、教育、传媒等共同努力，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内。否则热昏了头，就没有理性了。”胡守钧认为，让追星回归理性，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文化评论者潘采夫的看法也值得社会深思。他表示，现在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单方面批判粉丝，粉丝暴力，粉丝迷狂，完全撇清了明星与娱乐机器的责任。“我们需要研究一下，粉丝是如何制造的？灌输式宣传、大规模广告宣传、做时尚代言人、神话明星，这些都是制造粉丝的手段。杨丽娟是他们浇灌出来的，只不过没按他们的要求生长，机器人造反了。” （记者 林蔚）

　　原载　《中国青年报》（责任编辑　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