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调查论文代理产业链内幕的报道，恍如读荒诞小说。中国很多社会现实已比小说更荒诞。

　　代写代发论文这种事，其实已不新鲜。那些荒诞案例和荒诞数字，不重复也罢。我本人在这方面就有亲身经历，曾有硕士研究生求我代写，曾为博士研究生联系所谓专业期刊，也曾有人为评职称问我所供职的媒体，能否发他的东西。

　　论文应为研究问题而生，自己的论文自己写，难道不是一条做人和做学问的底线吗？学术期刊以论文质量为遴选标准，难道已经不是做期刊的底线吗？人生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挣钱谋生是硬道理，做有意义的事同样是硬道理。

　　从代写代发论文、论文版面费的流行来看，底线已经没有了。当事人说起这样的事，毫无羞愧。

　　从明处看，丧失底线的有三方：收费发“论文”的期刊、论文代写者或代理者、购买论文及版面者。

　　这三方的背后，是那个制造论文发表需求市场的一方，它不在论文交易的现场，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它是制造或改变这种荒诞现实的关键因素。

　　对于前台交易的那三方，我仍然要抨击他们的品格问题。并不能因为有制度不合理性，更不能因为失德者众多，便赦免他们自身的道德污点。他们也许没有伤害哪一个具体的人，但他们伤害了底线规则，对规则的破坏，害处更大更深。

　　现在中国社会，人们做很多小的坏事、像群鼠一般啃噬底线规则时，总这样为自己辩护：不合理的制度规则逼我们不得不做欺骗规则的坏事，我不做坏事，别人也会做，有什么用？不过自取其辱！

　　很少有人这样想：我不那样做，如果更多人不那样做，社会是否就会清明许多？对违反底线和常识理性的事，我们可不可以通过集体不合作来抵抗？

　　为什么那么多人为蝇头小利便可以丧失底线？为什么人们毫不看重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在观察中国社会诸多丑陋事件荒诞现象时，此类问题常常涌上我心头。

　　对人性的追问似乎没有尽头，但我们看到了制度巨大的阴影。还是讨论在论文交易现场之外的制度因素吧，这就是那幕后的至关重要的一方。

　　中国人怎么突然变得需求生产和发表那么多“论文”呢？中国人突然变得如此热爱学问了？是谁制造了这种对论文的畸形需求？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制造论文需求的正是制定职称、学位申请审查规则的权力部门，包括相关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所等。

　　那些部门那些规则制定者，又为什么喜欢要求论文呢？个中真实原由也许永远无法考证清楚，我们只能猜想，也许是规则制定者崇拜论文，也许是他们觉得这样客观、方便，看论文总比讨论申请者的具体业绩简便，也是容易量化和标准化的指标……不管他们的初衷如何，结果是，枪手和代理满地走，伪劣论文满天飞，在中国“论文”这个词快要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了。在种种要求论文的评审中，又有几个评委认真审读提供的论文呢？大家心照不宣玩着这种浪费生命、浪费资源的无聊游戏。

　　如此，那些规则制定者又将如何应对呢？

　　取消论文的硬性要求？没有硬指标，职称、学位评审中中国特色的人情交易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管理者又拿什么来向下下达指标、向上汇报政绩？用别的指标取代论文？谁又能确保不出现新的交易代理市场？

　　我们对很多社会弊端的改革，似乎都将面临这种人性与制度夹击的两难困境。因为这种困境，那些弊端和荒诞，日复一日在太阳底下继续着。
　　

　　原载　《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