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精神、青春的情调、浓郁的哲理，成为《未央歌》重要的结构因素和美学氛围。因此出版后立即在港台地区的大中学生中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于《未央歌》的艺术成就，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巴金《人间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长河》、无名氏《无名书》（《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和鹿桥《未央歌》看作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1990年《未央歌》又被台湾《中国时报》评为“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1999年则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而台湾歌手黄舒骏则作了一首同名歌曲，表达了年轻一代对鹿桥先生和他的《未央歌》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文坛掌故。

　　《东藏记》出版于2001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者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次女。“野葫芦引”是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作，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部精神史：吕清非老人由反清而批评国民党政府，最后在日本占领北平后杀身成仁；西南联大的教授如孟樾、江昉、梁明时、萧瀓等，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虽然受到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挤压，却顽强地表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风骨和启蒙精神；至于卫葑、凌雪妍、李宇明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则更具有“到民间去”的思想，甚至不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假如说《未央歌》是献给联大学子“爱与美”的诗性情怀的一束鲜花，那么《东藏记》就是祭给联大教授们“义与理”的人格魅力的三炷檀香，它延续和升华了宗璞自《红豆》以来五十年里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关注与书写。

　　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弦歌不辍，师生关系融融泄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授们怀抱着文化建国的信念，正如孟樾所说：“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它包括亲人、故乡，包括你们所依恋的方壶，我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学校，包括民族拼搏繁衍的历史，美丽丰饶的土地，古老辉煌的文化和沸腾着的现在。它不可更换，不可替代。它令人哽咽，令人觉得流在自己心中的血是滚烫的。”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任何时候，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尽伦尽职。尽伦就是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所应该做到的，尽职就是你的职业要求你做到的”。物理系庄卣辰教授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是逆人流走向实验室去保护仪器；他还每两周义务为学生讲一次战事分析，以鼓舞学生士气。中文系的江昉教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始终怀抱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斗士情怀。师生们渐渐学会了从容应对苦难：逃警报时有不少人提着马扎，到城外好继续上课，某个小山坡很快成为两个课堂，一边是孟樾讲中国古代哲学，另一边是梁明时讲费马定理，两边的讲课声此起彼伏，恍如唱和，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教授们与学生一样吃有砂子稗子、生了米虫且发霉的“红米”；他们的家人生病缺钱治疗，洗衣无皂改用灰水，太太摆摊补贴家用。至于学校，则经费紧张到拆掉学生宿舍的铁皮屋顶换一点补贴，甚至动议卖掉校长的汽车……但无论多么艰苦，他们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依然靠“精神总动员”来苛尽职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曾形容战乱对文明的破坏：“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扬，溥天之下，斯文丧地！”而今，我们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操行中，感到了中国文化传统“斯文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