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随父南渡时不过10岁左右，及至完成《东藏记》时已逾古稀之年。因此，《东藏记》与“现在进行式”的《未央歌》相比，是地道的“追忆”之作。它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样，“预示着一个更深层的母题的生成，即回忆中固有的生命与存在的本质。”这种“回忆美学”，在“追忆”的叙事视角中自由出入于当下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以诗的方式探寻人的存在意义，表达对生命困境的关怀，并以其文本自身揭示了这样的艺术价值：一切物质都会被时间侵蚀得黯然失色，而艺术却有着永恒的光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丰盈。因此我们发现，《东藏记》至少具有两个深层母题：一方面如宗璞所说：“写战争，不能只着眼战争，还要超越战争。战争使人异化，人应该还原为人。《东藏记》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则揭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母题，并给出了初步回答：知识分子必须有尊严地活着，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也代表了国民的人格底线。由此说来，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划出了一个人格标高：当我们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考验时，有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否愧对“民族的脊梁”的称谓？！

　　《未央歌》是浪漫的、优美的，像一首抒情小夜曲唱响“爱与美”的旋律；《东藏记》是写实的、崇高的，像庄严的《马太受难曲》注重“义与理”的主题。它们在艺术上可谓各有千秋。但读罢掩卷，却发现二者都反复书写了一个相同的情节---“跑警报”。《东藏记》结尾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也被空袭警报所打断，这实在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寓意。而在此之前，小说也反复写到联大师生们多次看到敌机在昆明上空自由翻飞，“好像在表演，无人干预的、自由自在的表演！”它们对着非战略目标和无辜百姓狂轰滥炸，逃难的人们可以看清低空俯冲的敌机驾驶员那得意的、讥讽的、嘲弄的、不屑的笑脸吧！因此，读者不仅记住了那些死难者的痛苦面相，更记住了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的笑容！据报道，中国一些城市会在“耻辱日”拉响警报，提醒人们勿忘国耻！我想，《东藏记》给中国人的却是长鸣的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于《未央歌》，它虽未像《东藏记》那样记载空袭中的牺牲与血腥，却似乎提醒我们应当拉响另一种警报---中国人的人格底线在哪里？这个时代还需要启蒙传统吗？

　　由《未央歌》和《东藏记》，后来者心中烙刻下了艰难时世中依然“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师生的鲜活形象，西南联大精神必将通过它们传之久远。也借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机，祝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和她的人民“千秋万世，长乐未央”！

　　（主要参考文献：鹿桥：《未央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初版。宗璞：《东藏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吴晓东：《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原载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2日第4版　（责任编辑　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