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周开始，北大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发现没有学生证或旁听证的人员，校方会劝告他们自觉离开教学楼。校方表示，此举主要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

　　任何一种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必然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北大向蹭课者下逐客令，自然也是出于加强管理的需要。只是，这样做或许可以立竿见影，却与北大的传统不合。

　　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导“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通过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听生、选科生等方式，尽可能地让北大的教学资源惠及平民大众，与此同时，还对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的“蹭课生”敞开怀抱。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年轻时就曾在北大一边蹭课，一边写作；张中行先生更是在《负暄琐话》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到期末考试时才知道，所有听课的都是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可见，北大的蹭课现象是有历史的，而且是校方持守的“无人不当学”的价值理念使然，因其历史久远，已然积淀成一种文化，成为“兼容并蓄”的北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方式。显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象征，对北大的蹭课现象，不能仅从挤占教学资源这个简单的角度等闲视之，并做出简单裁决。这一点，北大的管理者当比常人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决断。

　　《古兰经》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穆罕默德说，我可以让大山走到我的面前。可连呼三声后，大山依然屹立不动。于是，穆罕默德说：山既然不过来，我自己走过去好了！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做的正是“移山”大业，对于民众之“山”，大学当以精神力量呼唤之。（卢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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