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史学家如何评价那个时代，对姜文那一代人来说，上世纪60和70年代永远是个“纯真年代”

当阳光不再灿烂

——影像叙事中的“纯真年代”

　　怀念灿烂的阳光

　　第35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在新泽西召开，主题是“连接亚洲不同地方、人民和形象”。我参加的是“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消费与怀旧”讨论组，作报告的题目是“红色怀旧与成长叙事”。我当时选择姜文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引入主题，主张姜文以该片开创了一种成长叙事的影像形式，即文革中大院子弟快乐地成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们自由、浪漫、充满理想、兄弟情深。“文革”结束后，他们也步入了成年。在“新时期”事业有成，飞黄腾达，腰缠万贯。当发小们再次聚首，却发现昔日倜傥少年早已大腹便便。成功人士已获得当年翘首渴望的一切，但却失落了往日的少年真诚。亮丽的彩色画面，渐渐退色为阴郁的黑白世界。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沧桑无奈油然而生。这是一种不同的成长叙述，个人成长的记忆与当

　　下主流乐观、进步的历史观出现了背离，也许这正是姜文式怀旧的主色调。

　　可能我的提法在美国汉学界还算新鲜，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提问的人很多，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提醒时间。有人问是否出版了这方面研究的专著可资引用，也有华裔学者问国内对“文革”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然而，最尖锐的问题是由美国圣若望大学的汉学家金介甫教授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影视竟如此浪漫化“十年动乱”，把历史浩劫描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德国人是否也可以把第三帝国歌颂为“我们的美好时光”呢？这个问题火药味挺浓，会场一下子静下来。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暗藏陷阱，我若一时莽撞，会闹笑话。恰在此刻，主持人再次提醒，我们这个组的讨论已严重超时，可能会影响下一组的日程。我只好简要概括我的观点：姜文和其他的红色怀旧作品，有比对历史作政治评价更复杂的文化因素。无论史学家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评价那个时代，对姜文那一代人来说，上世纪60和70年代永远是个“纯真年代”。这种浪漫化的个人记忆与客观的政治叙述之间的张力，才是这类作品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

　　成长的无奈

　　早在1994年，姜文推出了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当时与主流历史叙事大相径庭。动乱的“文革”时代在片中渲染为令人神往的青春岁月，这显然与清算文革余孽的“新时期”主流话语格格不入，曾一度遭禁。但是，该片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历史片，它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命。该片开创了一个影像叙事的传统，一种将青春与成长浪漫化的策略。这个传统籍历史话语为依托，巧妙地渲染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崇高、浪漫和绚丽，也悼念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幸与“纯真年代”一起被现代商业社会所埋葬。这一叙事传统显然脱离了王朔原作的个人伤感情调，代之以精致的影像来塑造“60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此之后，不断有新的作品为这种怀旧、浪漫的叙事做脚注。特别是近两年的电视剧生产，在所谓“60”、“70”和“80”代际文化的热炒中，推出《幸福像花一样》、《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红色系列连续剧，再次将成长叙事推向高潮。这些冗长的电视剧虽然没有《阳灿》的精巧和细腻，却有该片不具备的滥情和放纵。

　　在德国18世纪晚期，歌德、席勒曾倡导有机成长的理念。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浓缩在一个中产阶级青年市民的心路历程里。迈斯特、阿伽通、绿衣亨利等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为德国民族脱离落后的封建割据，逐步走向现代、统一强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德国成长教育小说也被誉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原型。同时，它还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叙事母题。在中国，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用青春与成长作为象征，寓意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与发展。从此，在中国文学创作里，青春既是浪漫抒情的载体，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隐喻。在个人成长和历史演进的文学叙事中，一种历史向前发展、螺旋上升的线性观念逐渐形成，建构了颠覆不破的现代观念。

　　也许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特殊的时代感受，姜文的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成长叙事。这种叙事不再憧憬美好的未来，却为逝去的时光黯然神伤。青春、成长也不再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而只剩下空洞却愉悦的时时刻刻。“文革”期间动荡无序的成人社会，恰恰给无聊、颓废的少男少女，留下无限自由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和毫无长进的嬉戏中，荒废着，同时也享受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姜文的话说：“那时的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阳光比现在的暖。我觉得那时好像不下雨，没有雨季。那时不管做了什么事，回忆起来都挺让人留恋，挺美好。我就是随着心里的感觉去拍这个片子。”影片最有力的部分是它的结尾：进入成人世界的主人公和昔日的同伴顽主们，都已摇身一变为“成功人士”，坐在加长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品着上好的威士忌。这时，影片鲜活的色彩已经转成黑白底色。苍白、单调、阴郁的画面里，没有了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只有因脑震荡失忆的刘忆苦和身着霹雳服的傻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