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夫先生姓张，学生们背地里都叫他为铁夫老师，这是对张老师的尊称和爱称。铁夫老师学的是俄语，研究俄罗斯文学，又起了一个近似于俄罗斯人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非但他的名字与俄罗斯人相似，而且连长相也与俄罗斯人有几分神似：高高的额头，高高的鼻梁，目光深邃而略带忧郁……铁夫老师是因为有了这个名字后才去研究俄罗斯文学呢，还是因为特别钟情于俄罗斯文学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俄罗斯文学选择了张老师，还是张老师选择了俄罗斯文学？似乎从来没有人向张老师提过这类问题，不过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已经和张老师成为了一个整体。

　　1984年我考入湘潭大学世界文学专业，成为了铁夫先生的第一个俄苏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那一年湘潭大学的世界文学专业共招收了3名学生。当时湘潭大学有两名导师：曹让庭老师和张铁夫老师。另两位同学因为学英语，都选了曹让庭老师为导师。我则选择了张老师。

　　我当时依稀记得张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我们应当是校友。正因这个缘故，更使我倍感他的亲切。我记不清与张老师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也说不清第一次见面时我的印象和感觉了。只隐约记得那是在参加复试的时候，我面对一种新的可能性，自己完全处在一种忐忑、激动、新鲜的情绪中，似乎无暇顾及其他事儿。

　　20多年过去了，除了1990年特邀张老师来青岛大学讲学，前年专程去湘潭和凤凰小城与他同游外，我同张老师只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也不经常打电话，师生关系平实而真切。一如在湘潭大学的3年里，张老师跟我们促膝谈心的机会并不多，而他对学生的关爱更多的是在日常具体的事情上自然、细致地表露出来的。

　　张老师对学生的点滴成绩总是给予充分肯定，并且只要有可能，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推荐和安排，事后决不声张。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由张老师推荐发表的，这是我永远都会铭记的。1992年，我的《东方后现代》出版，我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导师、湘潭大学的张铁夫教授一直关心着本书的写作，书稿写成后，我请张老师为本书作序，张老师却代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为本书作序。我在学术上能够取得一点点成绩，是和张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一直为我在读硕士学位的3年里能遇上张老师而感到庆幸，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莎士比亚的‘矛盾修饰法’》就是经张老师推荐给《外国文学欣赏》的。”

　　我的硕士论文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研究方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不能分辨清楚：究竟是先选择了张老师再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因为先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再选择张老师？其实，现在追问这个问题已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张老师，正是他们一起引领我进入了20多年来充满悲欢苦乐、无怨无悔的学术研究领域。

　　当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初步拟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变态心理”。这个题目在当时应当说是一个处于国内学术前沿、非常富有挑战性、不够稳妥的题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就复杂难解，况且又选了变态心理作为切入点。记得张老师并没有马上赞同，而是希望我再认真地考虑，看看是否还有更合适的题目。20世纪8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在外国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地位，文学史的编著者在编撰这位作家时总是一笔带过，从不多费笔墨。正在我踌躇不决、缺乏信心的时候，张老师告诉我在上海即将召开中国首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研讨会。一个月后，张老师将我带到了上海，入住上海延安路上的淮海饭店。正如第一次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一样，学术会议上的各种景象也让我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听到上海的一位女教师大声呼吁：“屠格涅夫过时了，托尔斯泰老了，现在这个时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那观点固然有些偏激，但正好证明我的论文选题是符合时代潮流和学术发展方向的。张老师和我都很兴奋。初识学术圈的我，不仅获得了选题的肯定，还蒙恩师资助了大部分的差旅费。那时的我竟把这一切看作天经地义，现在回想起来，感激与羞愧两种滋味都是让我不安的。

　　后来，论文写作一直有张老师的督促与呵护，也就愈写愈顺。“变态心理”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这些争论自然与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密切相关。而这些理论在我的学位论文中则是主要理论依据。考虑到这些理论自身的局限和偏颇，张老师建议我主要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来对佛氏理论加以修正和补充。论文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如期完成，最后在上海师范大学顺利通过答辩，并得到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充分肯定和具体指导。

　　张老师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信心和勇气，答辩委员会的意见也使我今后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我想毕业后沿着这条艰难而又充满乐趣的学术之路继续走下去。1987年我离开湘潭大学，来到了青岛大学。

　　我原打算花上三五年时间将硕士论文修改充实，最终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学术专著，而那将可能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专著。但由于当时教学任务过于繁重，未能如愿。以后稍觉宽慰的是，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均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湘潭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并已收入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变态心理”又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以从“迷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变态心理”，发展到潜心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应当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从这里出发，以后的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间又偶遇有着同类品格的卡夫卡的研究，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与我当初的选择不无联系。

　　1987年我从湘潭大学毕业后，一晃就20年了。这期间我自己也开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张老师昔日的学生如今又成了我的学生。

　　张老师的许多学生毕业了，他们也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学生。张老师的学生遍及各地，桃李天下，薪火相传，绵延不息。不过，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走了多久，永远记得我们当初起步、学步的地方和那些教过我们的教师。尼采曾经说过，当你离老师最远的时候，你才真正回到了老师那里。恩师当年必是怀着这样的期待。而我也一直沿着这期待的目光走着，走向了我对我的学生们的期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曾艳兵）

　　《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4日第4版

（责任编辑　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