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最“温暖”的一个冬天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一

    北京：艰难破冰

　　寻觅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者发现，1977年8月8日只是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的一个历史符号，事实上，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时间概念，因为8月8日只是那年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始于8月4日，共持续了5天。

　　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并主持，这时距离他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务仅仅过去十余天时间。恢复职务之后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教工作——关于这一点在“8·8”讲话里有明确记载：“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48页）。“自告奋勇”的邓小平无疑为科教战线后来率先冲破思想的藩篱、重获新生，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缘。

　　30年前的那个8月里，镇江这边，25岁的李忠杰正在丹阳练湖农场宣传科整天抄抄写写；与他同龄的胡玉留则在丹阳县吕城公社洪家大队马元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割草施肥。21岁的史国栋正在他的中学母校溧阳县埭头中学当代课教师兼勤杂工；22岁的朱宁在丹阳县港务处拉板车，干着沉重的体力活。而步入而立之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洪声则在句容县大卓五七学校当教务主任……他们日复一日各自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对远在北京召开的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一无所知，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恰恰就关乎他们的人生命运。

　　这次会议的规格甚高，范围却极小，总共只有33名代表与会。5天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每天准时到会听取大家发言。会议第三天，8月6日的下午，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语惊四座，他首倡从当年起就全面恢复高考！

　　这一建议之所以语惊四座，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便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于此前的7月15日在山西太原结束，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尚未复出，过问不到教育战线。该会议确定的招生办法基本上仍沿袭过去一套，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并且招生工作报告已经上报中央。也就是说，如若没有“撼天之力”，要想在1977年就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变革那几乎就是异想天开。

　　但是，这样的撼天之力却是存在的。当年就恢复高考的建议不仅得到了其他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频频首肯。经过详细征询，在得知当年恢复高考在时间上还来得及之后，邓小平一锤定音：“那就今年改过来！”

　　8月8日上午，座谈会结束前夕，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总结性发言，这就是振奋人心的“8·8”重要讲话。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以“8·8”讲话为成果标志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当年只是开启了恢复高考的破冰之旅，那么，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破冰之旅着实举步不易。

　　距座谈会结束仅4天时间，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年之内开两次这样的会议，迄今为止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它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前后长达44天，会议场所先后三易其地。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拉锯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恢复高考争议仍然很大。争议源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四人帮”虽被打倒，“文革”虽已结束，但极左思潮、“两个凡是”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尤其，自“8·8””讲话至13日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短短5天时间，又介入了新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仍然对“两个凡是”作出肯定，这就给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前，CCTV－10在“重访”栏目里披露了30年前那次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斗争内幕：随着会议的进行，反对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恢复高考。当会议开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科教座谈会确定的恢复高考思路几乎遭到全面否定……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又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9月19日，他亲自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进行了一次“深刻谈话”，谈话内容第二天就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传达。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一扫人们心头的阴霾，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会议进展十分顺利，各个环节一通百通。9月25日会议结束之日，全体与会代表还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

　　耗时44天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虽然使原本时间就已很紧迫的当年高校招生工作又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毕竟坚冰终于被彻底打破了，历史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9月30日，教育部将第二次制订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上报国务院。10月12日，该《意见》获得国务院批转。

　　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举国沸腾。

　　镇江：各界策应

　　30年前那个秋冬之交时刻，恢复高考的消息成为国内头号“爆炸性新闻”。千百万学子通过各种途径获此消息，有的人是直接从收音机里或报纸上获悉，有的则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相互转告。

　　1977年的时候，插队知青刘洪声已经在句容农村当了7年代课教师。他平时养成了早起晨练的习惯，10月21日这天早晨，他第一时间从村里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获得恢复高考的消息，随即以跑步的方式将此消息向一起插队的同学们传播。

　　史国栋则告诉记者，他当年的消息来源是学校的一位同事，闻讯后的第一反应是持怀疑态度。待消息得到确证之后，史国栋顿时产生一种“春天突然来临”的舒畅感觉，他说，自己心灵受到了非常强烈的震撼，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后来，经过两场“拼搏”之后，史国栋不仅以佼佼者的身份如愿以偿跨进大学校门，而且3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大学校长。

　　事实上，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1977年恢复高考的说法只是在10月21日这天得到官方证实而已，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从某些渠道获得“小道消息”，李忠杰如此，胡玉留也是这样。

　　从当年8月初确定恢复高考思路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到拖延44天之久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再到10月下旬正式对外公布，中间相隔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么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走出点“小道消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胡玉留告诉记者，他当时有一位大哥在溧水县教育局工作，一天，大哥提醒包括胡玉留在内的两位弟弟说：“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了，你们可以看看书先做准备！”胡玉留说，一来自己不太相信真有这事，二来当时压根就找不到书看，这事也就一直拖到消息正式下来之后才引起他的重视，但是这时离11月28日省里组织预考仅剩一个多月时间！

　　时间再紧，谁也不肯错过这一重要人生机遇，接下来便是城乡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复习迎考热：找课本，觅资料，进补习班……涌动的春潮与渐渐转冷的天气形成强烈反差。如今已身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忠杰回忆当年说，那时练湖农场有好几位同志报考，他们就每晚集中在一起做练习。由于时间太紧，考试主要靠平时的积累，但这一阶段的突击也很重要，几十天时间就把几年的中学知识过了一遍。李忠杰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学习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其时间利用率之高，学习速度之快，短时间内掌握的东西之多，都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1977年，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之后，镇江有一个人似乎比谁都更忙碌，但是他并非忙于复习迎考，而是在另一个相关层面上积极策应时势。他就是现已退休的镇江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周根清。

　　今年67岁的周根清是当年镇江地区恢复高考各项组织工作的主要见证人之一。从1971年至2000年，周根清在一线负责镇江地区（市）的大学招生工作长达30年之久。他向记者介绍说，由于此前连续6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均不需要组织考试，因此，与其他地区的教育部门一样，当1977年恢复高考不期而至时，他们对相关组织工作都显得很陌生，有点仓促应战的味道。但正因为陌生，思想才高度重视。老周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年地区高考考务工作会议是在地区第三招待所（镇江宾馆前身）主楼二层的西会议室召开，会上，他对诸如试卷如何分发到各县，试卷如何拆封、分发及装订，考生从进考场到出考场的路线设计等等各个环节，均作了详细布置。档案记载表明，在当年11月组织预考时，镇江地区范围内共设有2389个大学考区、13669个考场，另设有270个中专考区、2787个考场，规模实属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镇江地区报名参考人数之多！

　　高考中断11年期间，镇江是全省积压考生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1977年，江苏省共有31万人报考大学，另有53万人报考中专，总人数为84万。中专招收的也是高中毕业生，但按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专不可同时兼报。当年镇江地区共有37440人报考大学，79375人报考中专，总人数为116185人，占全省报考总人数近14％，而当时全省有11个地（市）。由于报名人数过多，江苏省不得不做出决定，在全国统考之前先进行一次预考——这使得1977年成为建国以来江苏省惟一有过两次高考的年份。

　　按照省统一部署，预考时间定在11月28日和29日两天。预考的门槛相对要低得多，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并且试卷由各地区教育局自出。不必担心各地区之间因试卷难度不一而导致不公平，因为，预考过关名额以及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名额均由省里统一下达指标。当年省下达给镇江地区参加全国统考的名额为14450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名额为1684人。省拨名额再由地区分配到各个县（市），当时镇江地区共辖11个县（市），分别是丹阳、句容、扬中、丹徒、武进、金坛、宜兴、溧阳、溧水、高淳和镇江市，记者在名额分配表上看到，这14450个名额中，武进县占量最大，为2302人；溧水县占量最小，为547人。

　　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同志“8·8”讲话里关于“早出人才”的指导精神，已经在当年的招生安排中即时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首先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占有比例。1977年教育部第一次制订的招生计划中，确定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仅占5％。邓小平在“8·8”讲话中指出：“这个比例要提高，提高多少，教育部再请一些同志好好研究一下。”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已经被大大突破。以镇江为例，在预考环节上省里下达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比例已经达到19.3％。当年省里还给各地区下达了少量“在校高中生”可以参加统考的名额，镇江地区获得了4个，分别由镇江市、金坛县、高淳县和溧水县各占1个。事实上，教育部后来在1977年12月28日下发的一份专门针对录取环节的“绝密”文件中，明确规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可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经过两天预考，镇江地区37440名大学报考者之中，有9167人获得了全国统考资格，预考入选率为24.5％，这比江苏省的平均预考入选率为19.3％要高出许多。而79375名中专报考者的竞争就显得异常残酷了，只有5290人获得全国统考资格，入选率仅为6.7％。预考过后的入围总人数为14457——这比省里下达的名额14450多了7人。在那一年几乎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每增加一个名额，无疑就意味一个幸运儿的诞生！（汤才顺 王景曙 ）